——经典的《德国民法典》

我认为，从未有过如此丰富的一流智慧被投放在一次立法行为当中。

——英国法学家梅特兰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法人代表某某”这样的说法。虽然叫“法人”，但它可不是有血有肉、会呼吸会行走的人，而是法律认可的一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的组织，其最大特点就是拥有自己的独立财产，比如政府机关、学校、公司等。因为这些组织和自然人一样，都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并独立承担责任，所以法律将其拟制为人来看待。不过，法人这个概念可不是从古代时起就有的，它最早出现在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中。《德国民法典》是一部可以与《法国民法典》相媲美的著名法典，它概念科学、用语精确、逻辑清晰、体系严密，被西方法学界誉为“异常精确的法律的金线精制品”。

《德国民法典》是在德国统一后制定的。19世纪下半期，德意志最强大的邦国普鲁士在其奉行“铁血政策”的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结束了德意志300多个邦国长期分裂割据的状态，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在统一以前，各邦均有自己的法律，而民法尤为纷繁杂乱。于是统一后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就正式被提上日程了。1874年2月，德意志联邦议会成立了一个由11人组成的法典编纂委员会，历经13年完成了民法典的第一部草案，但是遭到了否决。于是联邦议会又另行组织了一个编纂委员会，于1895年完成了第二部草案，此草案经联邦议会审查修改后，作为第三个草案提交国会讨论。国会再次作了部分修改后，于1896年7月通过，同年8月经皇帝批准并公布，于1900年正式施行。《德国民法典》从开始起草到正式公布施行，前后共花了20多年时间。正是由于立法者的精益求精，《德国民法典》表现出了高度的成熟性和科学性，在立法技术上甚至超越了《法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的编纂在继承了罗马法传统和借鉴了《法国民法典》立法经验的同时，又有很大创新。它的结构采用五编制的“潘德克顿体系”，分别是总则、债、物权、亲属和继承，其中独具特色的是总则篇的设立。以前的法典，不管是《国法大全》还是《法国民法典》，虽然也有总则的规定，但并未独立成篇。《德国民法典》将总则篇独立出来，规定了民事主体、法律行为和时效等具有总论性质的问题。这为后来许多国家所效仿，如日本民法典和旧中国（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法典，都规定了总则编并置于法典之首。《德国民法典》的后四编是分则部分，债和物权是有关财产关系的，亲属和继承则涉及到人身关系，这种编排很好地体现了民法所具有的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并以前者为主的功能，在结构上非常明晰。这是《德国民法典》立法技术高超的一个突出表现。

在内容上，《德国民法典》作为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制定的法典，体现了浓烈的时代气息。马克思曾说：“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德国民法典》充分验证了这一点，它对法人制度的全面而具体的规定就是最佳例证。法人制度在罗马法中就已萌芽，但是当时的法人组织还不普遍，法人财产的独立性也比较低，所以并没有“法人”概念。以后的法律，包括《法国民法典》，也都未对法人制度作出明确规定。而到了19世纪末期《德国民法典》制定之时，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生产和资本实现了高度集中和垄断。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大企业和垄断组织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必然要求得到法律上的确认和保护。《德国民法典》顺应这一形势的需要，不仅使用了法人这一既形象又科学的法律术语，而且还设立专章，详细规定了法人的成立、登记、章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以及法人机关、破产和清算等内容。在此之后，法人制度风行全球，为各国法律所确认。

另外，在民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方面，《德国民法典》也作了一些适合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规定。比如对于民事责任，《德国民法典》除了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有过错，即有故意或过失时才承担民事责任），还采用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在某些情况下，行为人即使没有主观过错也要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责任）。这是由于，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大工业化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与之相伴相生的就是工伤事故和其他意外事故的大量出现。这时如果再拘泥于过错责任原则，显然不利于受害者权利保护。因此《德国民法典》规定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加重了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责任，使大机器生产和其他意外事故的受害者能够获得赔偿，从而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

由于在制定法典过程中，资产阶级向德国的封建贵族作了一定的妥协，因而《德国民法典》也保留了一些封建残余，如规定了贵族的土地所有权以及基于土地私有而产生的其他权利等。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德国民法典》是一部资产阶级的民法典，它的颁布和施行对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