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

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惧。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出身于中下层官宦之家，儿时跟随做地方官的父亲到过很多地方，较广泛地接触到了下层民众，对人民生活的疾苦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博览群书，精通文史，后来他中了进士，做了几任地方官，在任职期间，他对社会弊病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思考。当时的北宋正处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土地兼并非常严重，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使官僚机构臃肿，经费开支庞大，财政日趋紧张；在外部，还面临着辽和西夏强有力的威胁和进攻，兵力、财力又在战争中被进一步消耗。内忧和外患互相影响，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对这种情形十分忧心，遂勇敢地向宋仁宗呈上了一封长达万言的《言事书》，主张改革旧的法度，推行新法。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根本无意进行改革，只是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一边。

后来，年仅20岁的宋神宗即位。他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立志要兴利除弊，实现富国强兵。他对王安石的才干和政治主张早有耳闻，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来。见面之后，神宗对王安石关于革新政治的见解颇为赞赏，便任命他为宰相，并且设立了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提拔了一批年轻的官员，准备由王安石主持变法。一开始就有官员以“祖宗之法不可变”为由站出来反对，王安石旗帜鲜明地提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惧”的口号，放开手脚大胆进行改革。从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王安石推行了一系列新法，主要内容是：

1.青苗法。王安石以前在鄞县当县官的时候，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穷人的口粮接济不上，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等到秋收以后，再让他们加上官定是利息偿还。这样可以使农民少受大地主豪强的高利贷盘剥，日子比较好过一些，因此很受百姓欢迎。王安石总结了以前的经验，将此法推广到全国实行。

2. 募役法。 官府的各种差役不再由民户自己服役，而是改为由官府出钱雇人应役。民户按贫富等级，交纳免役钱，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既增加了官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3. 农田水利法。 政府鼓励地方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4. 方田均税法。 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

5. 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后改为都提举市易司），根据市场情况，收购滞销货物，等到市场上需要时再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朝廷的财政收入得以增加。

6. 保甲法。 政府把农民按住户组织起来，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由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练习武艺；夜间轮流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一方面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军费；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严密的治安网，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稳定了封建统治秩序。

新法推行了一段时间后，政府财政收入大为增加，军事实力也有所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新法中有很多抑制大官僚、大地主、富商、豪强的措施，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因而许多朝臣都对变法表示反对。

反对的人多了，神宗也沉不住气了，就问王安石该怎么办。王安石坚决主张要将变法进行下去，并劝神宗不要听信他人的谗言。然而反对变法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出现了官员趁旱灾进献《流民图》诋毁变法和太后们向神宗哭诉的情形，神宗慢慢开始动摇了。王安石眼看新法难以推行，无奈之下，上书辞职，神宗也只好让他暂时回到江宁去修养。但神宗对新法富国强兵的成效还是认可的，于是第二年（1075年），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可是没过几月，天空中出现了慧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吉祥的预兆。保守派大臣们又趁机攻击新法，宣称这是由于不守祖宗的规矩，上天发怒了，如果新法继续推行下去，国家一定会大祸临头。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要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神宗夹在两派之间，举棋不定。王安石见反对变法的阻力如此之大，只得再一次辞去相位，回到老家江宁。从此便潜心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神宗死后，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被完全废止，甚至连王安石的文学著作《字说》也因为含有变法思想而被禁止传播，不久，王安石在无限忧愤中逝世。

王安石变法是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一场变法改良运动，因为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所以无法使北宋从根本上摆脱封建统治危机。变法虽然旨在实现国家的富强，但是由于触犯了当权的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因而实行起来举步维艰，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王安石能够针对北宋统治错综复杂的积弊而勇敢地进行改革，这种勇于创新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而且改革对社会进步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王安石不愧是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改革家。

（摘自《法学的故事》，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蒋来用、高莉著，2006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