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解读

2020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典型案例。

《指导意见》坚持问题导向，从总体要求、具体适用和工作要求三大方面，用二十二个条文，对依法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作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
  第一方面，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总体要求。涉正当防卫案件千差万别，具体案件可能由于一个细节因素就会导致性质认定发生变化。《指导意见》不可能对每个具体案件都给出可资“对号入座”的答案，而只能就普遍性、原则性问题提出相对明确的规则指引。涉正当防卫具体案件依法妥当处理，关键在于办案人员要吃透法律精神，树立正确理念，把握公众的公平正义观念，作出合乎法理事理情理的准确判断。基于此，《指导意见》第一部分专门对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总体要求作出规定。具体而言：一是把握立法精神，严格公正办案。要准确理解和把握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对于符合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坚决依法认定，切实矫正“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倾向，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二是立足具体案情，依法准确认定。要立足防卫人防卫时的具体情境，综合考虑案件发生的整体经过，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依法准确把握防卫的时间、限度等条件。要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三是坚持法理情统一，维护公平正义。要注重查明前因后果，分清是非曲直，确保案件处理于法有据、于理应当、于情相容，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四是准确把握界限，防止不当认定。对于以防卫为名行不法侵害之实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避免认定为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对于虽具有防卫性质，但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依法认定为防卫过当。
  第二方面，正当防卫制度的具体适用。这是《指导意见》的主体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分别规定了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和特殊防卫的具体适用。概括而言，《指导意见》提出了十方面规则，也可以称为“十个准确”：
  一是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正当防卫的起因是存在不法侵害。《指导意见》第五条对不法侵害的具体理解作了规定，明确：“不法侵害既包括侵犯生命、健康权利的行为，也包括侵犯人身自由、公私财产等权利的行为；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不法侵害既包括针对本人的不法侵害，也包括危害国家、公共利益或者针对他人的不法侵害。”“对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等不法侵害，可以实行防卫。”
  二是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正当防卫必须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即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尚未结束。关于时间条件的判断标准，《指导意见》第六条强调：“对于不法侵害是否已经开始或者结束，应当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所处情境，按照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依法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不能苛求防卫人。”
  三是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正当防卫是“正对不正”，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但是，不能狭隘地将不法侵害人理解为直接实施不法侵害的人，而是也包括在现场的组织者、教唆者等共同实施不法侵害的人。对此，《指导意见》第七条作了明确。此外，《指导意见》第七条还规定：“明知侵害人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或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应当尽量使用其他方式避免或者制止侵害；没有其他方式可以避免、制止不法侵害，或者不法侵害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可以进行反击。”
  四是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意图条件。正当防卫必须具有正当的防卫意图。《指导意见》第八条规定：“正当防卫必须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对于故意以语言、行为等挑动对方侵害自己再予以反击的防卫挑拨，不应认定为防卫行为。”
  五是准确界分防卫行为与相互斗殴。正当防卫与相互斗殴都可能造成对方的损害，在外观上具有相似性，容易混淆。实践中，个别案件存在“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的现象，只要造成对方轻伤以上后果的就各自按犯罪处理，模糊了“正”与“不正”之间的界限，应当加以纠正。《指导意见》第九条要求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进行综合判断，准确把握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行为性质，准确认定相关行为究竟是正当防卫还是相互斗殴。
  六是准确界分滥用防卫权与正当防卫。《指导意见》第十条要求防止将滥用防卫权的行为认定为防卫行为，“对于显著轻微的不法侵害，行为人在可以辨识的情况下，直接使用足以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方式进行制止的，不应认定为防卫行为。不法侵害系因行为人的重大过错引发，行为人在可以使用其他手段避免侵害的情况下，仍故意使用足以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方式还击的，不应认定为防卫行为”。
  七是准确把握防卫过当的认定条件。与正当防卫相比，防卫过当只是突破了限度条件，即“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为统一法律适用，《指导意见》第十一条至第十三条明确：认定防卫过当应当同时具备“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判断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要立足防卫人防卫时所处情境，结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作出判断；“造成重大损害”是指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死亡。造成轻伤及以下损害的，不属于重大损害。
  八是准确把握防卫过当的刑罚裁量。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指导意见》第十四条要求“综合考虑案件情况，特别是不法侵害人的过错程度、不法侵害的严重程度以及防卫人面对不法侵害的恐慌、紧张等心理，确保刑罚裁量适当、公正”。
  九是准确把握特殊防卫的认定条件。《指导意见》第十五条至第十七条围绕特殊防卫的起因条件，明确了“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具体涵义。第十六条规定：“在实施不法侵害过程中存在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的，如以暴力手段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或者以绑架手段拐卖妇女、儿童的，可以实行特殊防卫。”实施特殊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十是准确把握一般防卫与特殊防卫的关系。《指导意见》第十八条规定：“对于不符合特殊防卫起因条件的防卫行为，致不法侵害人伤亡的，如果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也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第三方面，涉正当防卫案件处理的相关工作要求。正当防卫案件的处理，涉及刑事诉讼全过程。只有公检法三机关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营造正当防卫制度正确适用的良好法治环境。基于此，《指导意见》第五部分专门对涉正当防卫案件处理的相关工作要求作了明确规定。具体而言：一是做好侦查取证工作，全面收集各类证据材料；二是全面审查事实证据，依法公正处理案件；三是强化释法析理工作，回应当事人和社会关切；四是做好法治宣传工作，充分发挥司法案例对社会风尚的引领作用。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解读

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

为了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良性健康发展，持续增强市场主体的发展动力和活力，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最高人民法院在认真调研和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家代表、专家学者和金融监管部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最新精神，决定对《规定》进行修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依法确认和保护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处理民间借贷纠纷应当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民间借贷作为借款合同的一种形式，应当坚持自愿原则，即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借贷双方可以就借款期限、利息计算、逾期利息、合同解除进行自愿协商，并自愿承受相应的法律后果。只有恪守自愿原则，才能充分发挥民间借贷在融通资金、激活市场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样，民间借贷作为民事主体从事的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在前期调研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社会各界对于以“民间借贷”为名，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而面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的行为意见较大，此类行为容易与“套路贷”“校园贷”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地方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生活安宁。最高人民法院经认真研究后吸收了这一意见，在人民法院认定借贷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中增加了一种，即第十四条第三项“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应当认定无效。上述修改的依据是国务院1998年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2011年修订）第四条，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非法发放贷款的活动是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属于依法应当取缔的范畴。此外，在与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座谈时，多数代表建议要严格限制转贷行为，即有的企业从银行贷款后再转贷，特别是少数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后转手从事贷款通道业务，违背了金融服务实体的价值导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认真讨论后采纳了这一意见，决定对原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合同无效情形，修改为《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进一步强化了司法助推金融服务实体的鲜明态度。

二是调整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推动民间借贷利率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民间借贷的利率是民间借贷合同中的核心要素，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家干预的重要边界。最高人民法院在认真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并征求金融监管部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决定：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取代原《规定》中“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促进民间借贷利率逐步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相适应。以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4倍计算为例，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相较于过去的24%和36%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三是认真贯彻落实民法典，促进民间借贷规范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有关规定，国务院批准和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各种利率为法定利率。法定利率的公布、实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实践中，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有关利率标准，均是规范约束受国家金融监管的金融机构的借贷活动，而对与金融机构无关的民间借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并无专门的规定。2002年1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并于同日开始施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第2条中规定：“严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的原则。民间个人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货币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款。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随着我国金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人民银行逐步放开了金融机构的利率决策权，已取消公布基准利率，并于2019年8月17日发布公告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原《规定》中确定的24%的利率即是按照当时基准利率6%左右的4倍计算而出。现基准利率不复存在，故有必要根据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改变对司法解释进行相应修改。

在这次司法解释修改的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民法典关于“禁止高利放贷”的原则精神，并对相关条款作出对应调整。

一是继续执行更加严格的本息保护政策。即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是当事人约定的逾期利率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即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

三是当事人主张的逾期利率、违约金、其他费用之和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即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依法妥善处理涉疫情旅游合同纠纷有关问题的通知》解读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妥善处理涉疫情旅游合同纠纷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就建立健全多元化解和联动机制，依法妥善处理涉疫情旅游合同纠纷作出规定。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的蔓延及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对旅游业产生巨大影响。为支持旅游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文化和旅游部对此开展专项调研工作，梳理总结现阶段旅游合同纠纷化解情况，对依法妥善处理涉疫情旅游合同纠纷提出具体要求，切实保障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通知》要求各部门发挥好化解矛盾纠纷的职能作用，协同处理涉疫情旅游合同纠纷，为促进旅游业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供服务和保障。纠纷处理兼顾旅游者权益保护与旅游产业发展，积极引导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协商和解、互谅互让、共担风险、共渡难关。

《通知》强调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强化诉源治理、综合治理，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优势互补、对接顺畅的调解联动工作体系。畅通矛盾纠纷化解的协作对接渠道，各部门共享信息，相互支持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文化和旅游部门对旅游经营者加强指导，处理好投诉;司法行政机关组织人民调解组织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调处纠纷，组织律师积极参与旅游合同纠纷调解,充分发挥律师调解专业优势;人民法院为非诉纠纷解决提供支持，通过开辟旅游合同纠纷诉讼绿色通道、运用在线诉讼平台、小额速裁程序等，实现涉疫情旅游合同案件的快立、快审、快结。

《通知》对实践中较为典型的涉疫情旅游合同纠纷处理提出指导意见。各部门应积极引导当事人变更合同或者转让合同，助力旅游企业复工复产。依法妥善分担当事人因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遭受的实际损失，妥善认定当事人的通知和减损义务，平衡涉疫情旅游合同当事人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解读

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发布《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以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市场主体、产权保护、公平交易、市场秩序、民生保障、服务开放、高效解纷等七个方面，提出了三十一条贯彻意见。

  一、完善市场主体司法保护机制，进一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竞争，而公平竞争的前提是主体平等。《意见》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明确要求废除按照所有制类型区分市场主体和对民营企业不平等保护的司法裁判规则。加强对新型市场主体的保护，推动形成有利于创新和发展的现代法人制度。针对国有企业存在的权责不清、约束不够、缺乏制衡、活力不足等问题，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服务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推动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市场主体救治退出机制、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等问题，提出具体的司法保障意见。

  二、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夯实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

  有恒产者有恒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的基本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曾专门出台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也颁布了一系列保护产权的指导性案例。《意见》从产权制度保护、惩治侵权行为、服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公正审理土地征收征用案件、加强自然资源产权保护、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等六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意见》要求，明确和统一裁判标准，准确界定产权关系，重点解决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民营企业财产等产权保护中的突出问题；坚持法定赔偿原则，加大涉产权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错机制；严禁超标的查封、乱查封，建立健全查封财产融资偿债和自行处置机制，尽最大可能保持企业财产运营价值；加强对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等新型权益的保护，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产权保护的价值引领作用；打击针对企业家和严重危害民营企业发展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缴民营企业被侵占、挪用的财物，完善财产返还和退赔制度；依法制裁知识产权违法犯罪，加大对链条式、产业化知识产权犯罪的惩治力度；依法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经营性资产、资源性资产折股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依法充分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经营决策和收益分配的权利；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打击各种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确保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不受侵犯；强化对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要素市场的规则指引，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三、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为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意见》分别从尊重契约、促进金融为实体服务、拓展担保合同范围、规范互联网交易、促进劳动力要素优化配置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一是尊重合同自愿和契约精神，准确把握自然垄断行业、服务业等市场准入的放宽对合同效力的影响，落实“非禁即入”政策，合理判断股权融资、双向对赌等交易模式和交易结构创新的合同效力，正确处理合同自愿与行政审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二是促进金融和民间资本服务实体经济，修改完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坚决否定高利转贷行为、违法放贷行为的效力。三是依法认定具有担保功能的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效力，最大限度发挥担保制度的融资功能。四是有效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集成作用，正确适用互联网交易合同订立的特殊规则，准确界定电子商务平台运营者、平台内经营者、消费者及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五是依法促进劳动力要素优化配置，促进和保障劳动力和人才的社会性流动，妥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四、维护社会诚信与市场秩序，营造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也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条件。《意见》立足司法审判职能，从依法支持和服务“放管服”改革，加强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审判工作，规范金融市场投融资秩序，加强“逃废债”清理惩戒机制建设等四个方面提出要求。《意见》强调，依法审理涉及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协议等行政案件，服务法治政府和政务诚信建设；依法判断竞争行为的正当性，及时制止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提高违法成本，引导市场主体诚信公平有序竞争，增强市场竞争活力；对以金融创新为名掩盖金融风险、规避金融监管、进行制度套利的违规行为，以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认定合同效力和权利义务，同时要研究制定针对网络借贷、资管计划、场外配资、资产证券化、股权众筹等金融现象的司法应对举措；树立“实质穿透”执行理念，依法识别和精准打击规避、抗拒执行行为，降低债权实现成本，助力企业化解债务危机。

  五、强化民生司法保障，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

  经济为重，民生乃大。《意见》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提出了民生保障五方面意见。一是聚焦复工复产现实要求，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准司法服务和保障。二是强化对消费者、劳动者等弱势群体权益保障，加大对“互联网+”领域涉及的产品质量、旅游消费、教育培训、通讯服务等消费纠纷案件的审判力度，加强对网约工、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的司法保障，深入推进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推动完善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加强数据权利和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依法保护数据收集、使用、交易以及由此产生的智力成果，完善对自然人生物性、社会性数据等个人信息权益的司法保障机制。四是引导房产交易回归居住属性，防范炒地炒房投机行为，发挥居住权制度扶弱、施惠的社会保障功能，依法保障优先承租权人和居住权人的合法权益。五是规范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正确适用首负责任制、惩罚性赔偿等制度，坚持“四个最严”标准，确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六、健全涉外司法保障机制，推动建设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坚持高水平开放和深化市场化改革互促共进，是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意见》结合人民法院涉外商事审判工作，精准服务国家开放战略的实施，提出健全涉外司法保障机制的三方面意见。《意见》要求，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司法协助，依法妥善化解涉外民商事案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依法保护外资合法权益；积极参与、深入推进国际私法交流合作，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找准司法审判与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稳步推进自有贸易港建设的结合点，持续推进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法治建设。

  七、以一站式多元解纷为切入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更加适应市场经济需求、便捷高效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经济。人民法院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也要兼顾效率与公平，不断提高便民高效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意见》以一站式多元解纷为切入点，从深化民事、行政诉讼繁简分流改革、全面提升一站式多元解纷的质量和水平、推动诉源治理与社会治理融合互动三个方面，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更加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便捷高效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目标要求。

 《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解读

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制定《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并发布实施。《规定》全文共计42条，分四个部分，主要体现了以下价值导向：
  一、降低维权成本，便利投资者提起和参加诉讼。
  为降低诉讼门槛和维权成本，《规定》明确了代表人请求败诉的被告赔偿合理的公告费、通知费、律师费等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特别代表人诉讼中，未声明退出的投资者即视为同意参加诉讼；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不预交案件受理费；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代表人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要求提供担保等。
  二、提升诉讼效率，促进证券群体纠纷多元化解。
  为提高审判效率，克服集体诉讼周期长、成本高等固有的程序缺点，《规定》明确普通代表人诉讼和特别代表人诉讼均采用特别授权的模式，代表人可以代表原告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提起或放弃上诉等；代表人的推选采取诉前确定与诉后推选相结合的方式，既方便双方当事人又利于程序的高效开展；依托信息化技术手段开展立案登记、诉讼文书送达、公告和通知、权利登记、执行款项发放等工作，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注重代表人诉讼与非代表人诉讼机制的衔接，引导和鼓励当事人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证券纠纷。
  三、践行正当程序，重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在提高代表人诉讼效率的同时，《规定》注重妥善保护投资者的诉讼权利和程序利益，包括表决权、知情权、异议权、复议权、退出权和上诉权等。一是表决权：代表人的推选实行一人一票，充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二是知情权：代表人对于决定撤诉、达成调解协议、变更或放弃诉讼请求、放弃或决定上诉等重要诉讼事项，应当及时通知全体原告。三是异议权：投资者认为代表人不适格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代表人资格；对代表人撤诉、变更或者放弃诉讼请求等决定以及调解协议草案，投资者有权提出异议。四是复议权：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经先行审查裁定确定的权利人范围有异议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五是退出权：普通代表人诉讼中，投资者对推选出的代表人不满意的有权撤回权利登记并另行起诉；特别代表人诉讼中，符合权利人范围的投资者可以在公告期间届满后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声明退出；经听证程序后，投资者对代表人达成的调解协议草案仍不认同的，可向法院提交退出申请。六是上诉权：代表人放弃上诉的，不影响个别投资者提起上诉的权利；代表人决定上诉的，不影响个别投资者放弃上诉的权利。
  四、强化实体审查，发挥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作用。
  为缓解代表人特别授权与投资者诉讼权利之间的张力和冲突，《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司法权对诉讼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能。一是权利范围的先行审查：在发出权利登记公告前，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阅卷、调查、询问和听证等方式对被诉证券侵权行为的基本事实进行审查以确定权利人范围。二是对代表人选任的监督：二次推选不出代表人的，由人民法院指定代表人；申请人存在与被告有关联关系等可能影响履职的情形时，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其担任代表人；代表人因丧失诉讼行为能力或者其他事由影响案件审理或者可能损害原告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撤销代表人资格。三是对调解协议的审查：原告对调解协议草案有异议时，人民法院应当召开听证会，对调解协议草案的合法性、适当性和可行性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制作调解书。四是对重要诉讼事项的审查：代表人变更或者放弃诉讼请求、承认对方当事人诉讼请求、决定撤诉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是否准许。
  集体诉讼制度是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提高违法违规犯罪行为成本的重要方面。《规定》的出台，是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要求的重大举措。 

《建立全国执行与法律监督工作平台进一步完善协作配合工作机制》解读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建立全国执行与法律监督工作平台进一步完善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意见》，就建立全国执行与法律监督工作平台、加强协作配合、实现信息共享等事项作出安排，《意见》的出台有力提升了执行法律监督的信息化、规范化水平。

《意见》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自建立监督工作系统并进行对接，搭建全国执行与法律监督工作平台。工作平台建成后，检察监督意见的提出、办理、案件信息的传输等均通过工作平台操作和流转，有关统计分析数据从工作平台提取，实现执行法律监督的全流程网上办理。

《意见》明确，人民检察院实施法律监督，应当突出重点，着重对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等违法执行行为进行监督。针对具体案件的检察监督意见，人民法院应依法立案办理，案情复杂、争议较大的，应当进行听证，同级人民检察院应派员参加听证。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后提出的检察监督意见，人民法院作出答复前原则上应当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此外，《意见》还进一步完善了检察监督意见的提出、办理的规则和程序，填补了部分环节的制度空白。

《意见》强调，人民法院要将检察监督意见的办理情况纳入绩效考核，作为加强执行工作日常管理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执行规范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