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读

   3月25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办副主任王振宇、赔偿办二级高级法官苏戈出席发布会介绍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李广宇主持新闻发布会。
   2010年修改的国家赔偿法增加了精神损害赔偿条款，实现了国家赔偿制度的重大发展。精神损害赔偿条款实施以来，因缺乏较为明确的规范意见，实践中对于该条款的适用存在一定争议。王振宇介绍，为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落实当赔则赔、把好事办好的工作理念，最高人民法院经过深入调研，遵循依法赔偿、规范裁量、合理衡平等基本原则制定了这一《解释》。
  《解释》共十四个条文，主要分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申请与受理；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认定标准；责任方式的适用规则；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标准与支付；以及其他条款。
  一是《解释》在明确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范围的同时，指引公民按照诉讼经济的要求，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申请。即其在申请人身权赔偿的同时，应一并申请精神损害赔偿，以及应一并申请不同责任方式，力求国家赔偿案件得到一次性解决。
  二是明确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认定标准。根据《解释》规定，有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依法应当赔偿的，一般可同时认定致人精神损害；无罪或者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六个月以上，或者受害人经鉴定为轻伤以上或者残疾等情形，可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解释》同时规定，认定精神损害有违公序良俗的，可不认定存在精神损害，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后果的发生或者扩大存在过错，可酌情减少或者不予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体现了司法裁判行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三是规定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或者赔礼道歉责任方式的适用规则。《解释》参考了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并结合国家赔偿审判实践，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合并作为一种责任承担方式，不再拆分；明确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与赔礼道歉两种责任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同时明确了这两种责任方式的承担范围，具体方式的协商以及决定等内容。

  四是确定分档损害后果、责任承担方式以及抚慰金标准的对应规则。《解释》首次规定了造成严重后果的客观情形，同时将致人精神损害不同程度的后果与责任的承担方式，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支付标准相对应，同时明确了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若干考量因素，既便于保障司法适用的统一，也兼顾了个案的差异与公平。根据《解释》规定，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或者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在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赔偿金总额的50%以下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时视案件具体情形，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或者赔礼道歉；后果特别严重的，可在50%以上酌定。（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解读

3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解释》共7个条文、对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请求内容和时间、故意和情节严重的认定、计算基数和倍数的确定、生效时间等作出了具体规定。《解释》的亮点有哪些？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负责人接受记者专访时作了回答。
   一是厘清“故意”和“恶意”之间的关系。民法典规定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为“故意”，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为“恶意”。《解释》起草过程中，经征求各方意见和反复研究，我们认为，“故意”和“恶意”的含义应当是一致的。
  知识产权作为市场主体对自己智力成果和经营标记、信誉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其权利所有人可以是一人或数人，但使用人或者运用人的人数是不确定的。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知识产权一般会构成侵权，而此时侵权人对所使用知识产权的权属或者是否取得许可应当是知道的。实践中，构成“故意”还是“恶意”很难严格区分，故对“故意”和“恶意”作一致性解释，防止产生“恶意”适用于商标、不正当竞争领域，而“故意”适用于其他知识产权领域的误解。
  二是明晰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情节严重是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之一,主要针对行为人的手段方式及其造成的后果等客观方面,一般不涉及行为人的主观状态。《解释》第四条规定的考量因素主要来源于已有的典型案例。
  三是明确惩罚性赔偿基数的计算方式。关于惩罚性赔偿基数的计算方式，专利法第七十一条、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商标法第六十三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种子法第七十三条都作出了明确规定。著作权法和专利法未规定计算基数的先后次序，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种子法规定了先后次序。此外，不同法律对惩罚性赔偿是否包括合理开支的规定亦存在不一致之处。为此，《解释》第五条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是指不同案件类型分别适用所对应的部门法。
  为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遏制侵权的重要作用，立足知识产权审判实际，《解释》将参考原告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所确定的赔偿数额作为基数的一种。同时规定，对于提供虚假账簿、资料的，将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追究法律责任。（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网）
 

《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3月10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诚信建设。

《意见》列举了虚假诉讼犯罪易发的民事案件类型，包括：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涉及房屋限购、机动车配置指标调控的以物抵债案件；以离婚诉讼一方当事人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以已经资不抵债或者已经被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以拆迁区划范围内的自然人为当事人的离婚、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公司分立、合并和企业破产纠纷案件；劳动争议案件；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案件；其他需要重点关注的民事案件。同时，意见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予以重点关注。

同时，针对极少数司法工作人员、律师等参与虚假诉讼问题。《意见》强调，对于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参与虚假诉讼的，必须坚持刀刃向内，依照法律法规从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鉴定人、公证员、鉴定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虚假诉讼的，依照有关规定从严追究法律责任。《意见》还明确，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虚假诉讼犯罪案件有关材料前，可以先行采取罚款、拘留等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引导相关人民法院进一步明确思想认识，及时对实施虚假诉讼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采取强制措施。

《意见》还对建立健全虚假诉讼犯罪惩治配合协作和程序衔接机制、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作了具体规定。对虚假诉讼犯罪线索移送和案件查处的具体问题作了规定。《意见》明确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虚假诉讼犯罪线索依法向公安机关进行移送所需书面材料，以及接受案件的公安机关审查后的具体处理方式和相关时限要求。

据了解，虚假诉讼犯罪，是指行为人单独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来源：中国长安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解读

为服务和保障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进一步明确北京金融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规定》出台是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设立北京金融法院的方案》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北京金融法院的决定》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北京法院在金融审判专业化方面进行了多方位探索，已基本形成相对完整的金融审判组织体系和有效的审判工作机制，积累了丰富的金融审判实践经验，具有较好的审判队伍人才基础。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调研北京金融审判实际，通过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等方式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司法部等国家部委和法院系统进行了多轮次的交流沟通，完成了《规定》的制定工作。

《规定》共十三条，对北京金融法院管辖的金融民商事案件、涉金融行政案件和执行案件等三类案件范围进行了明确，对北京各级法院金融案件的审级关系作出了划分。《规定》的主要创新之处有：一是对境外公司损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案件，由北京金融法院实行跨区域集中管辖；二是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企业相关证券纠纷，由北京金融法院实行跨区域集中管辖；三是对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因履行金融监管职责引发的行政诉讼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由北京金融法院管辖。

北京金融法院的设立，是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完善法院组织体系的重大举措。《规定》围绕北京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区域功能定位和特点，立足当前金融审判工作实际，服务国家金融战略实施，为即将挂牌的北京金融法院发挥专业审判职能提供了制度保障。（来源：中国长安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解读

2月4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1〕1号，以下简称《新刑诉法解释》）的有关情况如下：

  一、《新刑诉法解释》的制定背景

  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自2018年10月26日起施行。这是继1996年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对中国特色刑事诉讼制度的又一次十分重要的改革与完善。《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共26条，对刑事诉讼法18个条文作了修改，同时新增了18个条文，主要涉及完善监察与刑事诉讼的衔接机制、建立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增加速裁程序、为与其他法律相协调所作的修改等四方面内容。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从290条增加到308条。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内容丰富，对刑事审判工作的影响重大。为确保法律准确、有效实施，早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即密切跟踪立法进程，同步开展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2〕21号，以下简称《2012年解释》）的前期准备工作，向院内相关部门征求司法解释修改意见，并就若干重要专题委托十七家高院、八家中院和三家基层法院开展前期调研，确保司法解释起草坚持问题导向，汇集司法实践智慧。《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通过后，经过反复调研论证，起草了解释稿，多次征求中央有关部门、地方法院的意见，并邀请十余位刑诉法专家进行论证。特别是，为准确反映立法精神，解释起草过程中，曾多次征求立法机关意见。2020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主持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0次会议，审议并通过《新刑诉法解释》，现决定正式对外发布，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新刑诉法解释》共计27章、655条，历经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八次审议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三次审议，是最高人民法院有史以来条文数量最多的司法解释，也是内容最为丰富、最为重要的司法解释之一。解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总结我国刑事审判实践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刑事审判程序的有关问题作了系统规定。《新刑诉法解释》的公布施行，对于人民法院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正确履行审判职责，规范办案活动，保障诉讼权利，确保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准确、有效实施，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刑诉法解释》的主要内容

  与《2012年解释》相比，《新刑诉法解释》增加“认罪认罚案件的审理”“速裁程序”“缺席审判程序”三章，增加107条，作了实质修改的条文超过200条。重点如下：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人权司法保障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利益。《新刑诉法解释》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将强化诉权保障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通过具体制度设计，依法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充分保障辩护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切实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落到实处。

  一是进一步强化辩护权保障。辩护权是诉讼权利的核心。《新刑诉法解释》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规定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推进刑事辩护、法律帮助全覆盖；针对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并存的情形，明确规定应当赋予被告人选择权，尊重被告人的选择；对作为证据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讯问录音录像，准许辩护律师查阅，切实保障查阅权；明确经人民法院准许，律师可以带一名助理参加庭审，从事相关辅助工作，为律师履职提供充分保障，促进律师队伍“传、帮、带”。

  二是进一步强化质证权保障。《新刑诉法解释》重申同案同审的一般原则，要求分案审理应当以有利于保障庭审质量和效率为前提，强调分案审理不得影响当事人质证权等诉讼权利的行使。特别是，审理过程中，必要时可以传唤分案审理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件的被告人等到庭对质。对于分案起诉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合并审理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保障诉讼权利、准确定罪量刑的，可以并案审理。

  三是进一步强化被告单位的诉权保障。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的确定，是单位犯罪审理程序的基础。针对司法实践中诉讼代表人确定难的现实问题，《新刑诉法解释》适度扩大了诉讼代表人的确定范围：以单位内部人员作为第一选择，包括被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被告单位的其他负责人或者职工；在被告单位内部没有合适人员担任诉讼代表人的情况下，可以由被告单位委托律师等单位以外的人员作为诉讼代表人，维护被告单位的合法权益。

  四是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新刑诉法解释》贯彻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理念精神和制度要求，规定审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或者暴力伤害案件，在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时，应当采取同步录音录像等措施，尽量一次完成；要加强与有关部门配合，对遭受性侵害或者暴力伤害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实施必要的心理干预、经济救助、法律援助、转学安置等保护措施，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同时，为切实执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明确讯问未成年人，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不在场的，对其供述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二）坚持以审判为中心，有效维护司法公正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新刑诉法解释》根据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强化证据裁判原则，细化审理程序，确保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

  一是强化证据裁判要求。针对实践中有的案件证据材料移送不全的问题，《新刑诉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证明被告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证据材料是否全部随案移送；未随案移送的，应当通知在指定时间内移送；经通知未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在案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这意味着，如果因为未移送证据，导致相关事实存疑的，应当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作出认定。

  二是强化庭审中心地位。《新刑诉法解释》厘清庭前会议与庭审程序的关系，明确对于庭前会议中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程序性事项，人民法院可以在庭前会议后依法作出处理，并在庭审中宣布决定、说明理由；完善法庭调查程序，依法通知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对于审判期间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出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应当采取保护措施；强化裁判文书说理，要求裁判文书应当写明裁判依据，阐释裁判理由，反映控辩双方的意见并说明采纳或者不予采纳的理由。

  三是明确死缓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两审终审制、完善死刑案件审判程序、保证死刑案件质量，《新刑诉法解释》规定，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包括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律应当开庭审理；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被告人没有上诉，同案的其他被告人上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也应当开庭审理。

  （三）规范涉案财物处理，加强产权司法保护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涉及财物处理问题，涉案财物的数量越来越多、价值越来越大，利益关系也越来越复杂。为强化产权司法保护，《新刑诉法解释》充实完善对涉案财物审查、处理、执行的相关规定，要求对定罪量刑和涉案财物处理并重。

  一是进一步强化对涉案财物的庭前审查。《新刑诉法解释》规定在立案审查阶段，要审查涉案财物是否随案移送并列明权属情况，以及是否有证明相关财物系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的证据材料；在庭前会议中，可以就涉案财物的权属情况和处理建议听取意见。

  二是进一步强化对涉案财物的当庭调查。《新刑诉法解释》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孳息的权属、来源等情况，是否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进行调查，由公诉人说明情况、出示证据、提出处理建议，并听取被告人、辩护人等诉讼参与人的意见；案外人对涉案财物提出权属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听取案外人的意见，必要时，可以通知案外人出庭；在法庭辩论时，要就涉案财物处理的相关问题进行辩论。

  三是进一步强化对涉案财物的处理执行。《新刑诉法解释》针对个别案件中存在漏判随案移送的涉案财物的问题，规定在二审期间发现的，可以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由原审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处理；判决生效后发现的，由原审人民法院对涉案财物依法另行作出处理。根据涉案财物集中保管改革，完善了涉案财物执行的相关规定。

  （四）做好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

  根据《监察法》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新刑诉法解释》完善审判程序与监察调查的衔接机制，细化完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的规定，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和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是明确监察调查证据的使用规则。根据《监察法》的规定，《新刑诉法解释》明确，监察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对于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的审查判断，适用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

  二是健全审判程序与监察调查的衔接机制。《新刑诉法解释》增加对监察调查相关事项进行审查的要求，规定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当审查起诉书是否写明被告人是否受过或者正在接受处分、被采取留置措施的情况，以及监察调查的各种法律手续和诉讼文书是否齐全；明确监察讯问录音录像的审查规则，规定在法庭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时，可以有针对性地播放监察调查讯问的录音录像；明确监察调查人员出庭的有关问题，规定法庭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可以由公诉人通过宣读讯问笔录、提请法庭通知有关调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等方式，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三是完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根据《监察法》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经验，《新刑诉法解释》规定对于贪污贿赂、失职渎职、恐怖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电信诈骗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可以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也可以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四是细化缺席审判程序。适应新时代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需要，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新刑诉法解释》设专章对缺席审判程序作了细化，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依法作出判决，并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作出处理，决不让腐败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逍遥法外、逃避惩罚。（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制度司法解释”）于2020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4次会议通过， 2020年12月31日公告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公布后，社会反响热烈，社会各界亟待听到对该解释的权威解读。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作了全面解读。现将“担保制度司法解释”重点内容整理如下：
  “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共计71个条文，主要包括一般规定、保证、担保物权和非典型性担保四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各具亮点，每一条都很重要，下面就各部分的重中之重予以简要说明：
  关于一般规定，该部分共有24个条文，分别就适用范围、担保从属性、担保资格、公司对外担保、共同担保、担保无效的法律后果、担保与破产的衔接以及其他问题作出规定。其中，在适用范围上明确了典型担保应适用本解释的规定，非典型性担保中有些合同本身并非担保合同，故此类合同一般不适用本解释，而只有在涉及担保功能发生纠纷时才适用本解释的规定。在担保的从属性上，坚持问题导向，仅对效力、内容上的从属性作出规定。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问题，本解释在《纪要》确定的裁判尺度基础上明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决议程序的规定，超越权限代表公司与相对人订立担保合同，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六十一条和第五百零四条等规定视相对人是善意还是非善意处理。对相对人与上市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的效力和后果进行了特别规定。在共同担保的问题上，秉承了担保人原则上不享有相互追偿权的原则，对于当事人明确约定或者推定当事人具有互相追偿意思表示的情形，本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赋予当事人之间相互追偿的权利。
  关于保证，该部分共有12个条文，分别就保证类型的识别、一般保证的诉讼当事人、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效力、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的标准、共同保证中债权人行使权利的相对效力、最高额保证的保证期间、撤诉是否影响保证期间、保证合同无效时保证期间的效力、与保证期间有关事实的审查、对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提供保证、增信措施的性质方面做出规定，几乎每一条规定都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多数规定都是本解释的亮点。其中，在保证类型的识别问题上，区分了推定规则与解释规则，并对非典型保证作出具体规定。对于一般保证的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如何适用及衔接问题予以明确，并规定人民法院应将保证期间是否经过作为案件基本事实予以查明。对于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最高额保证的保证期间如何计算问题，结合审判实践经验作出了统一规定。
  关于担保物权，该部分共有26个条文，是内容最多的部分，亮点纷呈。其中，以权属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抵押，构成无权处分的，按善意取得处理。关于抵押财产转让问题，对于民法典第406条“当事人另有约定，按照其约定”的法律后果予以明确，并规定了上述约定在登记的情况下才具有对抗效力。在抵押预告登记的效力问题上，明确了不具备办理抵押登记条件的，不享有优先受偿的效力。在权利质押部分，着力解决仓单质押中的“仓单乱象”和应收账款不存在或者虚构应收账款时该如何分配举证责任问题，有利于促进权利质押的规范操作。
  关于非典型性担保，该部分共有8个条文，除了对民法典规定的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保理作出规定外，还规定了让与担保以及保证金。其中，明确了本解释仅适用于有追索权的保理，为尊重司法实践，规定了人民法院对于保理人一并起诉应收账款债权人和应收账款债务人的可以受理。对于让与担保的识别问题，本解释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旨在明确让与担保合同的识别标准，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网）
 

《关于依法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犯罪的指导意见》解读

2020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依法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犯罪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依法严厉打击以食用或者其他目的非法购买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

 《意见》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为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而非法购买，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以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定罪处罚。

  《意见》共10条，其中明确提出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从源头上防控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依法严厉打击非法收购、运输、出售、进出口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犯罪行为，切断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利益链条。

  《意见》明确，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以非法狩猎罪定罪处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条规定的，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定罪处罚。

《意见》同时提出，实施本意见规定的行为，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的濒危程度、野外存活状况、人工繁育情况、是否列入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以及行为手段、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食用涉案野生动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相关定罪量刑标准明显不适宜的，可以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妥当处理。（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网）

《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的意见》解读

2020年12月30日上午，公安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制定的《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分为总体要求、法律适用、健全机制三大部分，包含15条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关于法律适用和定性处理。围绕非法捕捞犯罪、危害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等，明确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定罪量刑起点和“情节严重”情形，为严格区分罪与非罪、准确把握定罪量刑提供了法律政策依据。其中，列举了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5种情形：1.非法捕捞水产品五百公斤以上或者一万元以上的；2.非法捕捞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苗种、怀卵亲体或者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捕捞水产品五十公斤以上或者一千元以上的；3.在禁捕区域使用电鱼、毒鱼、炸鱼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禁用方法捕捞的；4.在禁捕区域使用农业农村部规定的禁用工具捕捞的；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二是关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明确了办理非法捕捞案件中相关证据的收集转化、种类规格及审查标准，要求加强证据审查工作。同时，对涉案渔获物价值认定作出规定。

三是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严格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行为追诉、从重从轻处罚等重点问题予以明确。在办理非法捕捞案件时，要求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犯罪动机、行为手段、危害后果以及认罪悔罪态度等因素，准确认定犯罪事实，依法作出妥当处理。

四是关于加强行政执法工作。就加强行政执法的制度建设、队伍建设、能力建设及规范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强调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强化禁捕水域周边区域管理。（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