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根据党中央确定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为在全国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探索积累经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一、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及所辖县、市、市辖区设立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职权。将试点地区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监察委员会主任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由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
二、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按照管理权限，对本地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监督检查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调查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并作出处置决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为履行上述职权，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措施。
三、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以及第二编第二章第十一节关于检察机关对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六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九条第五项关于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的规定。其他法律中规定由行政监察机关行使的监察职责，一并调整由监察委员会行使。
实行监察体制改革，设立监察委员会，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试点地区要按照改革试点方案的要求，切实加强党的领导，认真组织实施，保证试点工作积极稳妥、依法有序推进。
本决定自2016年12月26日起施行。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
建设的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融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环节，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意见》还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强化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用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正，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加强组织领导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解读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并将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环境保护税法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要求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第一部单行税法，也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体现“绿色税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单行税法。
环境保护税法全文5章、28条，分别为总则、计税依据和应纳税额、税收减免、征收管理、附则。
环境保护税法的总体思路是由“费”改“税”，即按照“税负平移”原则，实现排污费制度向环保税制度的平稳转移。法案将“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写入立法宗旨，明确“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纳税人，确定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为应税污染物。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说，实行环境保护费改税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解决排污费制度存在的执法刚性不足、地方政府干预等问题；有利于提高纳税人环保意识和遵从度，强化企业治污减排的责任；有利于构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绿色税制体系；有利于规范政府分配秩序，优化财政收入结构，强化预算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解读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该法将于2017年3月1日起施行。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共六章65条，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分别作了详细规定。
该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用地或者擅自改变其用途。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用地的，应当重新确定建设用地。调整后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用地不得少于原有面积。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标准，规划和建设配套的公共文化设施。
法律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公共文化设施，不得擅自改变公共文化设施的功能、用途或者妨碍其正常运行，不得侵占、挪用公共文化设施，不得将公共文化设施用于与公共文化服务无关的商业经营活动。因城乡建设确需拆除公共文化设施，或者改变其功能、用途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重建、改建，并坚持先建设后拆除或者建设拆除同时进行的原则。重建、改建的公共文化设施的设施配置标准、建筑面积等不得降低。
法律明确，国家扶助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协调发展。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和流动人口等群体的特点与需求，提供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解读
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透露，历经两年之久的《中医药法》终于通过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将于2017年1月1日正式实施。
王国强指出，《中医药法》作为第一部全面、系统体现中医药特点的综合性法律，将党和国家关于发展中医药的方针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将人民群众对于中医药的期盼和要求用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对于中医药行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据介绍，《中医药法》以保护、扶持、发展中医药为宗旨，着眼继承和弘扬中医药，强化政策支持与保障，坚持规范与扶持并重，注重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制约中医药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
就民间游医长期以来非法行医问题，王国强表示，民间中医从业人员绝大多数具备一定的临床技能和经验，为基层百姓提供了必要的中医药服务，但现有医师资格考试难以评价其真实水平。《中医药法》根据民间中医从业人员主要是师承、家传等培养方式的实际，在充分考虑医疗安全风险的基础上，对师承方式学习中医和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开辟了通过实践技能及效果考核即可获得中医医师资格的新途径。
同时，将中医诊所由现行的许可管理改为备案管理，改变一直以来以行政审批方式管理中医诊所的模式。这对于进一步促进中医药服务的可及性，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壮大基层中医药服务队伍，方便人民群众就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预防和控制医疗安全风险，《中医药法》在强化中医药服务监管方面也作了安排。”王国强说，一是中医药局将制定针对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的分类考核办法；二是制定中医诊所备案管理的具体办法，要求经备案的中医诊所不得开展备案的诊疗范围以外的医疗活动，以降低医疗安全风险；三是将加强对中医药服务的监督检查。
《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解读
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2.22亿，占总人口比重的16.1%。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养老服务业已经成为涉及亿万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要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2020年，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让广大老年群体享受优质养老服务，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围绕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意见》提出了四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降低准入门槛，放宽外资准入，精简行政审批环节，进一步改进政府服务，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加强行业信用建设。
二是大力提升居家社区养老生活品质，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和水平，提高老年人生活便捷化水平。《意见》提出，要加快建设社区综合服务信息平台，根据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提供助餐、助洁、助行、助浴、助医等上门服务，还要提供健康、文化、体育、法律援助等服务。鼓励建设小型社区养老院，满足老年人就近养老需求，方便亲属照护探视。鼓励各地建设农村幸福院等自助式、互助式养老服务设施。为了提高老年人生活便捷化水平，将通过政府补贴、产业引导和业主众筹等方式，加快推进老旧居住小区和老年人家庭的无障碍改造，重点做好居住区缘石坡道、轮椅坡道、公共出入口、走道、楼梯、电梯候梯厅及轿厢等设施和部位的无障碍改造，优先安排贫困、高龄、失能等老年人家庭设施改造，组织开展多层老旧住宅电梯加装。
三是全力建设优质养老供给体系，推进“互联网+”养老服务创新，建立医养结合绿色通道，促进老年产品用品升级，发展适老金融服务。重点推进老年人健康管理、紧急救援、精神慰藉、服务预约、物品代购等服务，开发更加多元、精准的私人订制服务。
四是切实增强政策保障能力，加强统筹规划，完善土地支持政策，提升养老服务人才素质，完善财政支持和投融资政策。
《意见》提出，到2020年养老服务市场将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和产品有效供给能力大幅提升，服务质量明显改善，养老服务业将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有效解决实践问题，进一步加大对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力度，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公安部、环保部等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制定了新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2013年解释》作了全面修改和完善。该司法解释明确了污染环境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标准。
污染环境罪是环境污染犯罪的基本罪名，入罪要件为“严重污染环境”。《2013年解释》规定了认定“严重污染环境”的十四项具体情形。《解释》第一条予以吸收，并根据司法实践情况作出完善。一是细化重金属污染环境的入罪标准。鉴于各类重金属在毒害性程度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经从环境学和环境医学角度综合考量，《解释》明确，“排放、倾倒、处置含铅、汞、镉、铬、砷、铊、锑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或者“排放、倾倒、处置含镍、铜、锌、银、钒、锰、钴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二是突出对自动监测数据造假行为的惩治。《解释》规定，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这一新增规定，对于有效防范和依法惩治大气污染犯罪这一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顽疾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将“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一百万元以上”“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上”增加规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实施环境污染犯罪的单位和个人多是为了谋取不法利益，增设以上两项规定，让行为人得不偿失，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惩治和预防犯罪。四是将生态环境损害因素纳入考量范围。中共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严格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以损害程度等因素依法确定赔偿额度；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这一要求，《解释》明确将“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规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之一。
在此基础上，《解释》第三条还对污染环境罪的结果加重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作了相应完善。增加规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一百吨以上，或者造成生态环境特别严重损害的，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将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我国刑法规定，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表示，司法实践中属于通常所理解的“偷盗婴幼儿”案件较少，更常见、多发的案件是利用父母等监护人或者看护人的疏忽，以给付婴幼儿玩具、外出游玩等哄骗手段将婴幼儿拐走。这份司法解释首次将其界定为“偷盗婴幼儿”，有利于从严惩治拐卖儿童犯罪。
此外，《司法解释》明确，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将所诊疗、护理、抚养的儿童出卖给他人的，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司法解释》还规定，对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排查来历不明儿童或者进行解救时，将所收买的儿童藏匿、转移或者实施其他妨碍解救行为，经说服教育仍不配合的，属于刑法规定的“阻碍对其进行解救”，依法从重处罚。
出于结婚目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或者出于抚养目的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涉及多名家庭成员、亲友参与的，《司法解释》明确，对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修改后的非法行医罪司法解释
最高法：用人单位以“末位淘汰”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
最高人民法院11月30日公布的《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明确，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期限内通过“末位淘汰”或“竞争上岗”等形式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支付赔偿金。
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表示，“末位淘汰”与解除劳动合同之间不能等同，解除劳动合同必须要依法进行。从劳动合同法看，我国法律没有允许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可见企业管理考核中的末位员工被“淘汰”，缺乏法律依据。
两高公布办理非法采矿案件司法解释
对刑法规定的“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形，《解释》进行了明确，即：无许可证的；许可证被注销、吊销、撤销的；超越许可证规定的矿区范围或者开采范围的；超出许可证规定的矿种的（共生、伴生矿种除外）等。
《解释》明确了实施非法采矿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十万元至三十万元以上的；在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采矿，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或者在禁采区、禁采期内采矿，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五万元至十五万元以上的；两年内曾因非法采矿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非法采矿行为的；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等；《解释》还明确数额达到上述标准五倍以上的为“情节特别严重”。
对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或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证等非法采砂行为，《解释》明确，如符合刑法以及《解释》上述有关规定的，以非法采矿罪定罪处罚：
《解释》明确，对于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五十万元至一百万元以上，或者造成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资源破坏的价值在二十五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情形，应当认定为“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
《解释》明确，实施非法采矿犯罪，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或者实施破坏性采矿犯罪，行为人系初犯，全部退赃退赔，积极修复环境，并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对受雇佣为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犯罪提供劳务的人员，除参与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以外，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但曾因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受过处罚的除外。
最高法出台规定 ：保障减刑、假释案件办理的公平、公正
11月15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的新闻发布会。这次出台的《规定》，是对2012年7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2012年《规定》）的修改完善。其主要内容：
一、明确了减刑、假释的性质及适用要求
本次修改，在第一条中即规定“减刑、假释是激励罪犯改造的刑罚制度”。罪犯只有积极改造，表现优异者，才能获得减刑、假释。适用减刑、假释，必须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功能和实现刑罚的目的。
二、落实中政委文件精神，依法严格规范“从严控制减刑、假释罪犯”的减刑、假释工作
对职务犯罪罪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金融犯罪罪犯以及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严重暴力性犯罪等依法应当从严控制减刑、假释的罪犯，新增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减刑幅度从严的规定。
三、细化《刑法修正案（九）》有关减刑、假释的新规定
《规定》新增对决定终身监禁的贪污、受贿罪犯不得再减刑、假释的规定。对死缓考验期内故意犯罪但尚未达到情节恶劣，不执行死刑的罪犯，在明确死缓执行期间重新计算的同时，新增了“减为无期徒刑后，五年内不予减刑”的从严规定。
四、进一步完善了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减刑幅度的规定
针对实践中一些罪犯减刑过快过多，实际执行刑期偏短，特别是对一些重刑犯的刑罚执行存在生刑过轻、死刑过重等问题，《规定》通过科学测算，对有期徒刑罪犯、无期徒刑罪犯、死刑缓期执行罪犯、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罪犯，在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减刑幅度上均做了相应调整，以便有效的发挥刑罚的功能。
五、倡导扩大假释适用
从司法实践看，假释制度比减刑制度改造效果更好，假释罪犯再犯罪率更低。目前世界各国适用假释是一个普遍趋势，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减刑适用占绝对优势，假释制度的价值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考虑到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日益健全，扩大假释适用的条件不断改善，新司法解释规定，对部分罪行较轻、符合规定条件的罪犯可以依法从宽适用假释，对既符合减刑条件又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可以优先适用假释。
六、坚持问题导向，注重解决司法实践中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难点问题
例如罪犯又犯新罪以及原判死缓、无期徒刑罪犯发现漏罪后，已经实际执行刑期、减去刑期的处理；减刑、假释裁定在再审案件中的效力认定；罪犯履行财产性判项情况与减刑、假释关联等难点问题，这次都做了明确详细的规定，便于实际操作。
总之，这次新出台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刑罚执行变更的法律制度，进一步统一了全国减刑、假释案件的办案理念、裁判尺度和执法标准，有利于从实体制度上进一步保障减刑、假释案件办理的公平、公正，切实发挥减刑、假释对于促进罪犯积极改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解读
11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下称：《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网络空间安全管理方面问题的基础性法律，是我国网络空间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是依法治网、化解网络风险的法律重器，是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网络安全法》共有七章七十九条，内容十分丰富，具有六大突出亮点。一是明确了网络空间主权的原则；二是明确了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安全义务；三是明确了网络运营者的安全义务；四是进一步完善了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五是建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制度；六是确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数据跨境传输的规则。
为保障网络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防止公民个人信息被窃取、泄露和非法使用，《网络安全法》第四章（网络信息安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的基础上用较大的篇幅专章规定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一是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必须符合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二是网络运营商收集、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目的明确原则和知情同意原则。三是公民个人信息的删除权和更正权制度，即个人发现网络运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其个人信息；发现网络运营者收集、存储的其个人信息有错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予以更正。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删除或者更正。四是网络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民个人信息、隐私和商业秘密的保密制度等。
《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解读
11月27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共11条。其中第10条为“健全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各项制度”。
意见提出，研究住宅建设用地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法律安排，推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和稳定预期。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依照相关规定支持有条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坚持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着力避免大股东凭借优势地位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建立员工利益和企业利益、国家利益激励相容机制。深化金融改革，推动金融创新，鼓励创造更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使民众分享增值收益的金融产品，增加民众投资渠道。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粮食生产能力不减弱、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落实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用益物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增加农民财产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