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读
2016年4月1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解释》的制定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从严惩治腐败放在突出位置，把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重要任务，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反腐败无禁区，“老虎”“苍蝇”一起打，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交口称赞。同时，由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修订不久，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办理当中存在不少法律适用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刑法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认定标准亟需明确细化。《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及量刑作了五方面的重大调整。一是取消贪污罪、受贿罪定罪及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突出数额之外其他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二是对贪污罪、受贿罪增设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三是对贪污罪和贿赂犯罪增设罚金刑;四是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五是对行贿罪的从宽处罚设定更为严格的条件。《刑法修正案（九）》从2015年11月1日生效实施之后，这些新规定应该如何具体理解、把握和适用，亟需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二是贪污贿赂犯罪出现的新情况亟需明确处理意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出一些新情况、新特点，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法律适用问题。比如，贿赂犯罪的对象过去主要是财物，现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给予或者收受这些利益的行为能否以行受贿犯罪处理？又如，在受贿犯罪当中，过去主要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直接收受贿赂，现在一些案件当中国家工作人员本人没有收受贿赂，收受贿赂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与其有着特定关系的人，这种情况下能否以受贿罪追究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给刑事法网的严密性和打击的针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亟需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三是司法实践当中长期存在的一些争议问题亟需统一意见。贪污贿赂犯罪具有其特殊复杂性，理论上和实践中对于一些法律适用问题长期存在意见分歧。比如，作为受贿犯罪的法定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究竟应如何理解，正常履职后收受“感谢费”、上下级之间的"感情投资"等能否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又如，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见被告人辩称贪污贿赂款物用于公务支出等情形，这些情形对于定罪量刑究竟有没有影响？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法律的统一适用，也关系到依法惩治腐败的实际效果，亟需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鉴于上述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深入细致的调研基础上，对当前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较为突出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和筛选研究，并广泛征求了国家立法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及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制定了本《解释》。
二、《解释》遵循的原则
《解释》制定过程中，始终坚持了以下几项原则：
一是突出依法从严。依法从严是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一贯原则，《解释》通篇“严”字当头。集中体现在：一是严厉追究贪污、受贿犯罪行为，明确贪污、受贿数额满一万元、具有一定较重情节的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二是赋予终身监禁的制度刚性，明确终身监禁的决定必须在裁判的同时就作出，终身监禁一经作出将无条件执行，不受服刑表现的影响，不得减刑、假释。三是加大经济处罚力度，规定远重于其他犯罪的罚金刑判罚标准。四是严密法网，结合当前贿赂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对“财物”和“为他人谋取的利益”等贿赂犯罪构成要件作出明确解释。五是受贿与行贿打击并重，对行贿犯罪从宽处罚的适用条件进行必要的限定。六是从重打击滥用职权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受贿犯罪，明确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违反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渎职犯罪的实行数罪并罚。
二是注重统筹协调。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确定不同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统筹解决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标准掌握，确保不同犯罪的罪刑关系协调一致。主要体现在：一是刑事犯罪与违纪行为的协调。为落实党纪严于国法，“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反腐要求，突出刑事打击重点，做到刑事处罚与党纪政纪处分衔接有序，《解释》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确定了各种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处罚标准。二是罪轻与罪重的协调。为解决实践当中长期存在的刑罚失衡问题，根据“数额+情节”的立法思路，《解释》结合犯罪情节进一步拉开了不同量刑档的数额级差，以此满足不同情节犯罪的量刑需要，尽可能实现罪刑均衡。三是不同主体身份职务犯罪的协调。刑法区分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与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规定了两类职务犯罪并配置了不同的刑罚。为确保两类职务犯罪处罚上的平衡协调，《解释》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一并作出了规定。
三是强调积极稳妥。坚持问题导向，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刑法规定框架内积极予以回应，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认真研究形成共识。主要体现在：一是规定作为贿赂犯罪对象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并进一步明确，除物质利益之外，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也应当认定为财产性利益。二是对受贿犯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作出界定，明确事后受贿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要求，收受下属或者行政被管理人超出人情往来范围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三是对特定关系人受贿作出规定，明确与国家工作人员有着特殊关系的人收受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回或者上交的，应当对国家工作人员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四是针对实践中常见的被告人辩解贪污贿赂款物用于公务支出的问题，明确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存在贪污、受贿主观故意的，将不影响定罪。
四是体现便于操作。《解释》规定务求明确具体，可操作、可执行。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各种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一一作出规定，常见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均能做到有据可依。二是采取"数额+情节"的模式规定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在情节的设置上辅以不同的犯罪数额限制，以此增进司法的确定性，避免因情节难以量化而出现操作性问题。三是对直接决定定罪量刑的犯罪数额和量刑情节的具体认定作出规定，明确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前后连续收受的财物均应计入受贿数额。四是采取绝对数和倍比数相结合的办法规定罚金刑的判罚标准，在兼顾被判刑人受罚能力的同时，确保判罚充分有效。
三、《解释》的主要内容
《解释》共二十条，主要规定了十一个方面的内容。
（一）明确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解释》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规定。主要考虑有：一是《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确定具体定罪量刑标准；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1997年刑法所确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已不适应这种发展变化；三是在近年来的实践中，由于受地域差距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对贪污受贿移送追究刑事责任和定罪量刑的标准不尽统一，需要统一规范，一体遵循；四是惩治腐败在刑罚之前还有党纪、行政处分，两者之间必须做到相互衔接、相互协调，为党纪、政纪发挥作用留有空间，体现“把党纪挺在前面”的精神。据此，《解释》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规定，包括将两罪“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由1997年刑法确定的五千元调整至三万元，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 “数额巨大”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 “数额特别巨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将贪污罪、受贿罪起点数额提高到三万元，并不意味着低于三万元的贪污、受贿行为就一概不能作为犯罪处理。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数额与情节并重的立法精神，《解释》同时规定，贪污、受贿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即应追究刑事责任；数额不满“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但达到起点一半，同时具有规定情节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从重处罚。
（二）明确贪污罪、受贿罪死刑、死缓及终身监禁的适用原则
刑法规定，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由于无期徒刑与死刑是两个不同刑种，为了更准确的适用死刑，《解释》明确规定，死刑立即执行只适用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造成损失特别重大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这就是说，司法机关在审判案件时，对于极少数罪行特别严重、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坚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解释》同时依法规定，对于符合死刑立即执行条件但同时具有法定从宽等处罚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了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的规定。终身监禁是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一般死缓之间的一种执行措施，但又比一般死缓更为严厉。《解释》对于终身监禁具体适用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予以了明确：一是明确终身监禁适用的情形，即主要针对那些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判处一般死缓又偏轻的重大贪污受贿罪犯，可以决定终身监禁；二是明确凡决定终身监禁的，在一、二审作出死缓裁判的同时应当一并作出终身监禁的决定，而不能等到死缓执行期间届满再视情而定，以此强调终身监禁一旦决定，不受执行期间服刑表现的影响。
（三）调整挪用公款、行贿等其他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调整后，为确保不同职务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内在协调性，避免其他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出现“轻重倒挂”现象，《解释》第五条至第十一条对挪用公款罪、行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相应调整，同时对尚未明确定罪量刑标准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以及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一并作出规定。
为依法从严惩治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的贿赂犯罪，《解释》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与受贿罪、行贿罪适用相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四）界定贿赂犯罪对象“财物”的范围
根据反腐败斗争形势的需要和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为了更有效地严惩腐败犯罪，《解释》对刑法规定的财物作出适度扩张解释，规定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并进一步明确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和需要支付货币才能获得的其他利益两种。前者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其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利益。后者如会员服务、旅游，由于取得这种利益需要支付相应的货币对价，故在法律上也应当视同为财产性利益。实践中提供或者接受后者利益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行贿人支付货币购买后转送给受贿人消费；二是行贿人在社会上作为商品销售的自有利益，免费提供给行为人消费。两种情况实质相同，均应纳入贿赂犯罪处理。
（五）细化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情形
为适应惩治受贿犯罪的实践需要，消除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理解分歧，《解释》对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具体情形作出了规定。《解释》明确，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以及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等情形，都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具体表现形式。据此，不论是否实际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不论事前收受还是事后收受，均不影响受贿犯罪的认定。
同时，为了净化政治生态，促进腐败犯罪的深层治理，《解释》对一些所谓的"感情投资"提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即：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以受贿犯罪定罪处罚。其中，规定“价值三万元以上”的限定，主要是出于区分违纪行为等方面的考虑。
（六）明确行贿罪从宽处罚的适用条件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重打击受贿轻打击行贿”这一突出问题，为进一步加大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从源头上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和幅度作了重要调整，对行贿罪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设定了更为严格的适用条件，明确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只有在“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三种情况下才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为便于司法机关正确掌握、严格适用，《解释》对“犯罪较轻”、“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以及“重大案件”等规定的具体理解作出了明确规定。明确只有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才属于较轻犯罪，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才属于重大案件。
（七）明确多次受贿数额累计计算
《解释》从两方面对受贿犯罪数额的计算作出了规定。一是针对小额贿款的问题，明确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据此，受贿人多次收受小额贿款，虽每次均未达到《解释》规定的定罪标准，但多次累计后达到定罪标准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针对收受财物与谋利事项不对应的问题，明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据此，对那些小额不断、多次收受的财物，符合条件的也应当一并追究刑事责任。
（八）明确贪污、受贿犯罪故意的认定
《解释》对实践中较为普遍的两种贪污、受贿情形的犯罪故意的认定问题作出了规定。一是赃款赃物去向与贪污、受贿故意的认定关系问题。《解释》明确，只要是非法获取财物的贪污、受贿行为，不管事后赃款赃物的去向如何，即便用于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也不影响贪污、受贿罪的认定，以此堵住贪污、受贿犯罪分子试图逃避刑事追究的后门。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身边人”收钱行为的刑事定罪问题。本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该行为能否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犯罪，关键看其对收钱一事是否知情及知情后的态度。为此，《解释》明确，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对于这里的“特定关系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指的是“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九）明确受贿犯罪同时构成渎职犯罪的实行数罪并罚
受贿犯罪当中，受贿人往往在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时存在渎职行为。在受贿行为和渎职行为均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是择一重罪处罚还是实行数罪并罚，认识上长期存在分歧，实践中做法不一。为依法从严惩治此类犯罪行为，《解释》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
（十）强化赃款赃物的追缴
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为有效剥夺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尽可能挽回经济损失，《解释》强调，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赃款赃物不设时限，一追到底、永不清零，随时发现将随时追缴。
（十一）明确罚金刑的判罚标准
《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贪污罪和相关贿赂犯罪的罚金刑规定，对于加大对腐败犯罪的经济处罚力度,提高腐败犯罪的经济成本，剥夺腐败分子再犯罪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预防犯罪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确保罚金刑适用的有效性和严肃性，《解释》依托主刑的不同，分层次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了远重于其他犯罪的罚金刑判罚标准：一是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二是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四是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
解 读
2016年4月14日，最高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主任胡仕浩，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相关内容。
为了保障庭审活动的规范和秩序，197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制定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试行)》。199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对其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法庭规则》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22年。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日益提高，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相继进行了全面修改，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完善了扰乱法庭秩序罪的规定。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中，人民陪审员制度、律师制度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已陆续出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司法改革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充满了新期待。这些法律的新规定、改革的新举措和群众的新期待，为进一步修改完善《法庭规则》提供了新的依据和动力。
经过深入调研论证和广泛沟通协调，最高人民法院坚持问题导向，在尊重司法规律，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法庭规则》进行了新的修改和完善，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着力维护法庭的安全和秩序，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方便公众旁听庭审活动，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彰显司法权威。《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的决定》已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73次会议通过，自2016年5月1日起施行。
修改后的《法庭规则》共计27条，除对原有条文进行直接修改外，新增加的内容有15条。此次修改，体现了以下六大变化：
变化一：更加注重权利保障。一是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行使庭审活动中的各项诉讼权利。要求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案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进行。二是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予以特别保护。规定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庭应当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进行特殊设置。三是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出庭受审时，着正装或便装，不着监管机构的识别服；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在庭审活动中不得对被告人或上诉人使用戒具。四是加强证人人身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规定刑事法庭可以配置同步视频作证室，供依法应当保护或其他确有保护必要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在庭审作证时使用。五是加强对特殊群体的关爱。要求法庭设置残疾人无障碍设施，为特殊群体参与庭审活动提供方便。
变化二：更加注重庭审规则公平。一是诉讼权利行使受到平等保护。要求审判人员在庭审活动中平等对待诉讼各方，不歧视或偏袒任何一方。二是庭审活动充分接受监督。人民检察院或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认为审判人员违反法庭规则的，均可在庭审活动结束后向人民法院反映或直接提出处理建议。三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规定全体人员在庭审活动中都应当服从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的指挥，遵守法庭纪律，尊重司法礼仪。任何人违反法庭规则，都应受到追究。
变化三：更加注重保障法庭安全。一是加强法庭安全检查。要求进入法庭的人员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并接受人身及携带物品的安全检查。二是密织法庭安全防护网。明确除经人民法院许可，需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外，不得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法律明确规定的违禁物品，以及性质不明的液体及胶状、粉末状物品进入法庭。三是严厉处罚危及法庭安全的行为。规定对危及法庭安全的行为，视情节分别予以罚款、拘留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发挥法律的惩罚、威慑和预防功能。
变化四：更加注重规范法庭秩序。一是规定法庭内人员不得鼓掌、喧哗，吸烟、进食，拨打或接听电话，确保正常的庭审秩序。二是规定非经法院许可，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或使用移动通信工具等传播庭审活动，防止片面化、碎片化的信息误导舆论，干扰审判。三是规定检察人员、诉讼参与人发言或提问应当经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许可；旁听人员不得进入审判区，不得随意站立、走动，不得发言和提问。要求行使权利需依法、有序。四是规定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不得携带标语、条幅、传单进入法庭。要求当事人通过理性方式表达诉求。五是规定对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诉讼参与人，毁坏法庭设施，抢夺、损毁诉讼文书、证据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变化五：更加注重庭审活动公开。一是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官方网站、电子显示屏、公告栏等向公众公开各法庭的编号、具体位置以及旁听席位数量等信息。要求法院在依法公开审理案件时，选择与旁听人数相适应的审判法庭，满足公众旁听需求。二是明确公众关注度较高，社会影响较大，法治宣传教育意义较强的依法公开进行的庭审活动，人民法院可以通过电视、互联网或者其他公共媒体进行图文、音频、视频直播或录播。让更多的人民群众通过便捷方式旁听庭审活动。三是规定旁听区可以设置专门的媒体记者席；媒体记者经许可，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及区域，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或使用移动通信工具等传播庭审活动。通过允许媒体报道庭审活动，进一步拓宽人民群众了解司法、监督司法的渠道。
变化六：更加注重司法礼仪。一是规定全体人员在审判人员进入法庭以及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宣告判决、裁定、决定时应当起立，体现公众对法律的敬畏和对司法的尊重。二是要求出庭履行职务的人员按照职业着装规定着装，没有职业着装规定的，着正装，其他人员应当文明着装，彰显司法文明。三是明确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主持庭审活动时，要立场公正、平等对待，依照规定使用法槌，理性指挥司法警察维持秩序，确保庭审活动的权威、有序和文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读
2016年4月7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制定《解释》的背景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较好地解决了部分毒品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问题，对规范毒品犯罪案件办理工作起到积极作用。此后，随着我国毒品犯罪形势的发展变化，实践中出现了较多新的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近年来单独或者会同有关单位制定了多部规范性文件加以解决。除2008年和2015年分别印发了两份规范毒品犯罪审判工作的会议纪要外，还先后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了有关惩治制毒物品犯罪和涉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等犯罪的多部指导文件，有力促进了毒品犯罪的审判规范化建设。同时，也逐步将制定新的毒品犯罪司法解释工作提上日程。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禁毒工作。2014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分别听取禁毒工作专题汇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分别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印发了《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并下发了贯彻落实分工方案。这两份文件均明确要求，由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制定司法解释，统一和规范毒品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经研究认为，经过多年来的司法经验积累和调查研究，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对毒品犯罪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规范的时机已经成熟。
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规范毒品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确保依法从严惩治毒品犯罪，最高人民法院经深入调研论证，广泛听取立法机关、相关职能单位及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制定了《解释》。
二、《解释》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当前，受国际毒潮持续泛滥和国内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禁毒斗争形势严峻复杂，毒品犯罪高发、多发，禁毒工作任务十分艰巨。《解释》以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为指导思想，体现了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各类严重毒品犯罪，以及具有武装掩护犯罪，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多次、向多人实施犯罪，组织、利用未成年人、病残人员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等严重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的依法严惩。同时，为全面贯彻宽严相济这一基本刑事政策，更好地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对其中罪行较轻或者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也体现了从宽处理。
《解释》共15条，共涉及十类毒品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其他实践中较为突出的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解释》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在于：
一是明确或者下调了部分新类型毒品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解释》系统规定了28种毒品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
二是配合刑法修订加大了对制毒物品犯罪的惩处力度。《解释》整体下调了全部33种制毒物品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以体现对制毒物品犯罪的严厉打击，强化对毒品犯罪的源头惩治。
三是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全面规定了各类毒品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解释》规定了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等四类犯罪的定罪标准；规定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等六类犯罪的“情节严重”标准；结合《刑法修正案（九）》对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新的规定，为各类毒品犯罪的定罪和刑罚适用提供了明确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
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解读
2016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解释二》共31条，主要涉及权利要求解释、间接侵权、标准实施抗辩、合法来源抗辩、停止侵权行为、赔偿额计算、专利无效对侵权诉讼的影响等专利审判实践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条文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坚持问题导向，加大专利权司法保护力度，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尽可能地解决专利诉讼中"周期长、举证难、赔偿低"等突出问题。
（二）坚持折中解释原则，强化权利要求的公示和划界作用，增强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性，为社会公众提供明确的法律预期，促使专利文件撰写水平的提高。
（三）坚持利益平衡原则，厘清专利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法律边界，既保护权利人的正当权益，鼓励发明创造，又避免专利权不适当地扩张，防止压缩再创新空间和损害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首先查封法院与
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处分查封财产有关问题的
批复》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处分查封财产有关问题的批复》已于2015年12月1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72次会议通过，该司法解释自2016年4月14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指出，根据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程序中应当由首先查封法院处分查封财产。但是当该查封财产上存在其他顺位在先的担保物权、优先权保障的债权（以下简称优先债权）时，如果首先查封法院迟延处分财产，就会损害到优先债权人的利益，优先债权制度的目的将会落空。于是，实践中就形成了“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执行法院查封财产处分权冲突”的问题。
对此，批复明确，执行过程中，应当由首先查封、扣押、冻结（以下简称查封）法院负责处分查封财产，但已进入其他法院执行程序的债权对查封财产有顺位在先的担保物权、优先权（该债权以下简称优先债权），自首先查封之日起已超过60日，且首先查封法院尚未就该查封财产发布拍卖公告或者进入变卖程序的，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可以要求将该查封财产移送执行。
批复指出，优先债权执行法院要求首先查封法院将查封财产移送执行的，应当出具载明将查封财产移送执行及首先查封债权的相关情况等内容的商请移送执行函，并附确认优先债权的生效法律文书及案件情况说明，首先查封法院应当在收到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商请移送执行函之日起15日内出具移送执行函，将查封财产移送优先债权执行法院执行，并告知当事人。
批复明确，财产移送执行后，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在处分或继续查封该财产时，可以持首先查封法院移送执行函办理相关手续。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对移送的财产变价后，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清偿顺序分配，并将相关情况告知首先查封法院。首先查封债权尚未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应当按照首先查封债权的清偿顺位，预留相应份额。
批复规定，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就移送查封财产发生争议的，可以逐级报请双方共同的上级法院指定该财产的执行法院。共同的上级法院根据首先查封债权所处的诉讼阶段、查封财产的种类及所在地、各债权数额与查封财产价值之间的关系等案件具体情况，认为由首先查封法院执行更为妥当的，也可以决定由首先查封法院继续执行，但应当督促其在指定期限内处分查封财产。
《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自2016年5月1日起施行。
《解释》明确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适用范围、消费领域社会公共利益类型化、管辖法院、原告处分权的限制、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关系、请求权类型及责任承担方式、裁判既判力等问题。
《解释》保持原告主体资格的适度开放性,除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外，法律规定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机关和社会组织也具有起诉主体资格。《解释》基于法律规定的预防原则，对“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侵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可以提起诉讼，并不以造成实际损害为前提，适度扩大了可诉范围。《解释》遵循立法本意并征求立法机关意见，将消费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界定为人数众多且不特定的消费者共同利益并予以类型化，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解释》进一步厘清消费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关系，并规定私益诉讼可以搭公益诉讼“便车”。为体现对公益诉讼支持，《解释》规定了人民法院可根据实际情况，相应支持原告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采取合理预防、处置措施而发生的费用和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代理费用。《解释》体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衔接，形成多元化救济手段合力，共同维护消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
活动管理法》解读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于4月28日下午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法律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共七章五十四条,包括总则、登记和备案、活动规范、便利措施、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等内容。
本法所称境外非政府组织,是指在境外合法成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智库机构等非营利、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境外非政府组织依照本法可以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和济困、救灾等方面开展有利于公益事业发展的活动。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不得从事或者资助营利性活动、政治活动,不得非法从事或者资助宗教活动。
法律规定,国家保障和支持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依法开展活动。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为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依法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和服务。国务院公安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的登记管理机关。
法律同时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法为境外非政
府组织提供政策咨询、活动指导服务。登记管理机关应当通过统一的网站,公布境外非政府组织申请设立代表机构以及开展临时活动备案的程序,供境外非政府组织查询。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解读
2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部署全面推进各级行政机关政务公开工作。
《意见》指出，公开透明是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推进行政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和结果公开，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打造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意见》提出，到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总体迈上新台阶，依法积极稳妥实行政务公开负面清单制度，公开内容覆盖权力运行全流程、政务服务全过程，公开制度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公众参与度高，用政府更加公开透明赢得人民群众更多理解、信任和支持。
《意见》要求推进政务阳光透明。推进决策公开，实行重大决策预公开制度，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在决策前向社会公布决策草案、决策依据，广泛听取公众意见，探索利益相关方、公众、专家、媒体等列席政府有关会议制度。推进执行公开，主动公开重点改革任务、重要政策、重大工程项目的执行情况，做好督查和审计发现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的公开。推进管理公开，全面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公开工作，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推进服务公开，全面公开服务事项，推动政务服务向网上办理延伸，做到最大限度利企便民。推进结果公开，各级行政机关都要主动公开重大决策、重要政策落实情况，建立健全重大决策跟踪反馈和评估制度。积极推进重点领域信息公开，着力推进财政预决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加强突发事件、公共安全、重大疫情等信息发布。
《意见》要求提升政务公开能力。修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依法积极稳妥制定政务公开负面清单，细化明确不予公开范围，及时进行调整更新。强化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公开第一平台作用，整合信息资源，加强协调联动，将政府网站打造成更加全面的信息公开平台、更加权威的政策发布解读和舆论引导平台、更加及时的回应关切和便民服务平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解读
3月1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法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
慈善法分总则、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慈善捐赠、慈善信托、慈善财产、慈善服务、信息公开、促进措施、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12章、112条。
慈善法是社会领域的重要法律,是慈善制度建设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制定这部法律,旨在发展慈善事业,弘扬慈善文化,规范慈善活动,保护慈善组织、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等慈善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进步,共享发展成果。
慈善法规定,开展慈善活动,应当遵循合法、自愿、诚信、非营利的原则,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慈善法将每年9月5日定为"中华慈善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
决议》解读
2016年4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
从2016年至2020年在全体公民中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通过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使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明显提高，形成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主要精神：一要突出学习宣传宪法，二要深入学习宣传国家基本法律， 三要推动全民学法守法用法，四要坚持国家工作人员带头学法守法用法，五要切实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六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七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八要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创新，九要健全普法责任制，十要加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