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解读

【编 辑：天贵律师事务所】 【更新日期：2020/11/9 9:15:55】 【浏览次数：10084 次】

 

新法解读

中国首部民法典表决通过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出台，也同时意味着现行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全部“消亡”。

民法典由民法总则与各分编“合体”而来，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及附则，共1260个条文，覆盖每一个公民生老病死的全部生活。

独特的三大体验

不管是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还是婚丧嫁娶、生产经营，我们每天都在与民法打交道。从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民法典给所有的“用户”带来了全新的美妙体验。

体验一：为人权保护加成

这是世界法治史上，首开将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先河。不仅仅是将以往散落在民法各处的人格权利“整理收纳”，而是要使人格尊严得到全面保护，让“人”成为法律的终极关怀。

——完善防止性骚扰有关规定，认定标准更加清晰，在防止职场和校园性骚扰方面更具针对性。

——私人生活安宁纳入隐私权，将权利范围由禁止刺探私密信息，扩展到对“午夜来电”等骚扰行为的防范。

——特殊情况下无人照料“被监护人”得到照顾，当地基层组织等要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未成年人权益得到更大保护，对受性侵未成年人索赔的诉讼时效做了特殊规定，让法律的时间停步，等待勇气的成长。

——避免科学伦理“不能承受之重”，规范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

体验二：为家庭和睦聚力

法律更周全，吾乡是心安。民法典迎难而上，用更完善的规则守护爱的港湾。

——家有所安，减少“头脑发热”式离婚，设立三十日的离婚冷静期，更好维护家庭关系稳定。

——离有所值，离婚代价更加公正，“有其他重大过错”成为离婚时可索赔的情形，没有达到重婚程度的出轨行为，也必须以赔偿形式表达歉意忏悔。

——居有所定，新设居住权制度，对于因婚姻解体、“以房养老”失去住房所有权的女性、老人来说，牢不可破的法律权利代替了飘忽不定的居住允诺。

——老有所依，完善扶养协议制度，适当扩大扶养人的范围，明确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均可以成为扶养人。

——遗有所果，遗嘱形式和效力更加多样，新增加打印、录像等遗嘱形式，删除“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给予行动不便的立遗嘱人更多选择，让财产处分更真实、更便捷。

体验三：为社会治理赋能

最基础的法律，关注最揪心的细节，民法典对于人民需求保持了高度的敏感性，新增内容中不少是针对舆论热议的立法回答，中国社会治理的法治效能得到有效彰显。

——“头顶上安全”将有法可依，完善了高空抛物坠物相关各方的民事责任，用让抛物者买单的方式守护头顶安全。

——凸显信息时代法律态度，在APP过度处理个人信息、伪造侵害肖像权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保护更严格。

——“霸座”从违规缺德升至违法背约，明确旅客应当按照客票记载的座位号乘坐的合同义务。

——对高利贷和“霸王条款”说“不”，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对格式条款制度细化规定，进一步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厘清物业与业主关系，增加规定物业服务合同，明确小区电梯广告的收益由业主共享，切实为老百姓解决物业纠纷提供法律依据。

漫长的前世今生

民法典刚刚通过，但对她的盼望几乎与共和国同龄。从民法典孕育与诞生的历程中，我们能够在历史的厚重里，读出坚持与梦想，读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先后四次启动，凝聚几代人的夙愿

党和国家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先后四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

——第一次是在1954年。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的那年，民法典的首次起草工作就正式开始了，但最终因遭遇反右斗争扩大化而终止。

——第二次是在1962年。这次提出的草案突出了计划经济的内容，主要算经济行政账，但后来起草工作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

——第三次是在1979年。当时的起草工作最终采取了“批发转零售”的策略，即成熟一部制定一部，确定先制定民事单行法律。

——第四次是在2001年。次年12月，一部10万多字的民法典草案就提交审议。但是，由于当时物权法尚未制定，先行出台民法典与此前的“路线图”不符，加上对于草案的分歧较大，这次起草工作无果而终。

迈出关键两步，迎来荣耀的法治之光

历史不再吝惜奖赏，时代亦未辜负期待。始终无法落地的民法典伴随着我国的发展壮大而不断推进，开始取得一次次关键性突破。

——第一步：2017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民法总则，于当年10月1日正式实施。

——第二步：2018年8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

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先后10次通过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累计收到42.5万人提出的102万条意见和建议。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解读

4月2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保密局、国家密码管理局共12个部门联合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将于今年6月1日起实施。

根据《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网络安全审查重点评估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主要考虑以下因素：产品和服务的关键数据是否有被泄露、控制、毁坏的可能。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开放性、透明性、来源的多样性，供应渠道的可靠性以及因为政治、外交、贸易等因素导致供应中断的风险；产品和服务提供者遵守中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情况；其他可能危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因素。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还指出，电信、广播电视、能源、金融、公路水路运输、铁路、民航等行业领域的重要网络和信息系统运营者在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时，应当按照要求考虑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解读

4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对依法惩治盗窃、破坏窨井盖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失职渎职犯罪相关法律适用作出明确规定。

《意见》针对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司法实践反映的问题，依照刑法等法律规定，对相关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了明确。全文共12条，主要包括依法惩治盗窃、破坏窨井盖等普通刑事犯罪和涉窨井盖相关失职渎职犯罪等内容。大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四大方面的问题：

一是规定了盗窃、破坏窨井盖类犯罪的法律适用原则。《意见》第一条至第四条规制的都是盗窃、破坏窨井盖行为，根据窨井盖所处的位置和行为方式分别认定为破坏交通设施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盗窃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同时还分别规定了相应的过失犯罪。《意见》第七条还规定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严厉打击窨井盖销赃环节的犯罪。

二是规定了涉窨井盖责任事故类、伪劣产品类犯罪的法律适用原则。责任事故类犯罪和伪劣产品类犯罪是涉窨井盖相关犯罪中较为常见的犯罪类型。为此，《意见》规定了涉及窨井盖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的法律适用原则。

三是规定了涉窨井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类犯罪的法律适用原则。依法惩治窨井盖管理人员的职务犯罪，是《意见》的重要内容。《意见》规定了负有决定、管理、监督等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窨井盖采购、施工、验收、使用、检查过程中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以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对于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窨井盖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窨井盖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对窨井盖负有管理职责的其他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构成相关犯罪的，根据其行为性质依法定罪处罚。另外，《意见》还规定了行为人同时构成受贿罪和渎职罪的，应当数罪并罚。

四是明确了本文件所称“窨井盖”的范围。将城市、城乡结合部和乡村等地的窨井盖以及其他井盖纳入其中，相关犯罪行为均可适用《意见》的规定。

五部门联合发文：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3月16日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

《意见》要求，各级公检法司机关和海关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充分认识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对于防控疫情跨境传播、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意义，将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综合运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手段，依法及时、从严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意见》强调在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检疫行政执法工作的同时，明确了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的“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有关法律适用问题，要求各地公检法机关和海关在办理妨害国境卫生检疫案件时，应当准确理解和严格适用刑法、国境卫生检疫法等法律法规，依法惩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

根据《意见》，实施以下六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行为，如果引起鼠疫、霍乱、黄热病以及新冠肺炎等国务院确定和公布的其他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将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以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一是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拒绝执行海关依照国境卫生检疫法等法律法规提出的健康申报、体温监测、医学巡查、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采样等卫生检疫措施，或者隔离、留验、就地诊验、转诊等卫生处理措施的；二是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采取不如实填报健康申明卡等方式隐瞒疫情，或者伪造、涂改检疫单、证等方式伪造情节的；三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实施审批管理的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可能造成检疫传染病传播，未经审批仍逃避检疫，携运、寄递出入境的；四是出入境交通工具上发现有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交通工具负责人拒绝接受卫生检疫或者拒不接受卫生处理的；五是来自检疫传染病流行国家、地区的出入境交通工具上出现非意外伤害死亡且死因不明的人员，交通工具负责人故意隐瞒情况的；六是其他拒绝执行海关依照国境卫生检疫法等法律法规提出的检疫措施的。

《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意见》解读

4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意见》，明确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五种行为、应当从重处罚的九种情形等。
《意见》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

1. 胁迫、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或者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2. 拉拢、引诱、欺骗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或者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3. 招募、吸收、介绍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或者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4. 雇佣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5. 其他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情形。

《意见》规定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包括：1.组织、指挥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绑架、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的；2.向未成年人传授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方法、技能、经验的；3.利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4.为逃避法律追究，让未成年人自首、做虚假供述顶罪的；5.利用留守儿童、在校学生实施犯罪的；6.利用多人或者多次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7.针对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8.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照料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9.其他利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

《意见》明确，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黑恶势力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纠集者、主犯和直接利用者五类人员从重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解读

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共十条，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为立足点，以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为切入点，有效发挥人民法院执行职能作用，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为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提供精准司法服务和保障。
  《意见》充分利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成果，突出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在坚持依法执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实招”“硬招”，帮扶中小微企业和困难主体纾困解难、渡过难关，为提高中小微企业和困难主体的生存发展能力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
  《意见》要求，要准确把握查封措施的法律界限。坚决禁止超标的查封和乱查封，切实防止因违法执行、过度执行，影响企业财产效用发挥和企业正常运营。要注重以和解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充分发挥集约式执行和解、破产和解、破产重整制度的保护功能，帮助被执行企业及时走出困境，恢复生产能力。
  《意见》强调，要将信用惩戒的着力点聚焦到打击少数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等违法失信行为上来，营造“重合同、守信用”“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和司法环境。对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受疫情影响暂时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依法审慎采取惩戒措施，给予宽限期，及时采取信用修复措施，保障防疫物资生产供应，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意见》指出，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推动执行工作。充分利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尤其是执行信息化建设成果，进一步强化对下监督管理，严防在疫情期间消极执行、拖延执行及乱执行。同时，大力开展网络查控、网络询价、网络司法拍卖等线上执行措施，积极为当事人提供线上立案、线上谈话、线上和解等便民服务，有效满足疫情期间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意见》特别指出，要稳妥有序推进网络司法拍卖。借助网络司法拍卖成本低、效率高、受疫情影响小的优势，加快财产变价流程，尽快将真金白银装进胜诉当事人的口袋。同时，也要结合财产实际情况，把握好拍卖时机，适当选择自行变卖、融资等灵活变价方式，防止查封财产在疫情期间被低价处置。
  《意见》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中要有效落实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惠企政策，如租金减免政策、防疫物资保障政策等，切实减轻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负担，切实服务疫情防控大局。

  《意见》还对合理减免对被执行人的加倍罚息作出规定。对被执行人因疫情影响直接导致无法及时履行义务的，合理减免疫情期间带有惩罚性质的加倍罚息，依照公平原则平衡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切实减轻被执行人的债务负担，提升其持续经营和偿债能力。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解读

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以下简称《意见》），为人民法院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出十条具体措施。

  《意见》指出，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此次疫情对经济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立足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司法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积极参与诉源治理，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坚持调解优先，积极引导当事人和解协商、共担风险、共渡难关，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

  《意见》明确，要依法准确适用不可抗力规则，严格把握适用条件。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影响而产生的合同纠纷案件，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当综合考量疫情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案件的影响，准确把握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与合同不能履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大小，依法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当事人主张适用不可抗力部分或者全部免责的，应当就不可抗力直接导致民事义务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履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对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损失扩大有可归责事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仅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能够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切实加强调解工作，积极引导当事人继续履行。当事人以合同履行困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其请求变更合同履行期限、履行方式、价款数额等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予以支持。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意见》强调，要准确适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仅以劳动者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无症状感染者、被依法隔离人员或者劳动者来自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涉疫情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的作用，涉及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应当及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上级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加强对下级人民法院的指导，确保裁判标准统一。

  此外，《意见》还就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诉讼时效中止、诉讼期间顺延、加大司法救助力度、灵活采取保全措施等内容作了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解读

5月19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二》）。《指导意见二》聚焦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买卖合同、房屋租赁合同、金融合同、医疗保险和企业破产等案件类型，提出23条具体指导意见。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服务保障“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着力点，通过破产重整、破产和解和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的理念，化解企业债务危机，保市场主体。二是依法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保产业链供应链。三是依法审理教育培训、医疗保险合同纠纷，回应民生需要。四是有效贯彻落实国家在疫情期间出台的一系列惠企、惠民政策，进一步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指导意见二》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在疫情防控期间要更加突出企业破产挽救理念，密切关注疫情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加强对企业营运价值、相关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加大对困境企业的救治力度，稳定企业发展信心，助力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此外，《指导意见二》还对疫情防控期间加强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进行了具体规定，避免单个执行案件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延误对困境企业的挽救，同时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和解制度价值，有效保护和挽救困境企业。
   《指导意见二》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选择受疫情影响大、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社会关注度高的买卖合同、房屋租赁合同、教育培训合同、金融借款合同等几类典型合同纠纷的变更、解除、违约责任减免等具体适用法律问题，提出了针对性、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如根据买卖合同的特点，指导意见（二）第一条到第四条用了四个条文做了规定，总的要求是鼓励交易、慎用合同解除制度，尽量通过变更合同平衡当事人的利益。
  针对餐饮业等服务行业无法开展经营，或客流减少、营业额下降，面临缴纳租金压力的问题，解决这类纠纷要把握两点：第一，疫情和疫情防控措施属于不可抗力，处理租赁合同纠纷时，要适用民法总则180条、合同法117条有关不可抗力的规定。第二，要贯彻落实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惠企政策。
   要确保国家信贷支持政策真正落地，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指导意见二》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明确：一是明确了对国家专项贷款利息的司法保护标准。如果金融机构收取的利息或者以各种名义变相收取的利息超出政策规定的优惠利率标准，对超出部分，人民法院将依法不予支持。二是服务保障各项金融服务优惠政策落地。例如对于金融机构违反政策提出的借款提前到期、单方解除合同等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针对我国证券市场受疫情影响可能出现的股票质押和融资融券纠纷，《指导意见二》明确证券公司应就其违规强行平仓导致客户损失扩大部分向客户承担赔偿责任。
公安部修订《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

为贯彻落实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求，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近日，公安部修订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57号），新《程序规定》将于2020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

《程序规定》于2004年5月1日颁布实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对《程序规定》作出修订，进一步提高执法质量和执法效能，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对规范执法的新期待和新要求，保障交通违法行为异地处理、便利租赁汽车处理交通违法行为等改革措施实施，更好地保护交通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以进一步规范执法、推进便民利民为立足点，《程序规定》重点对6个方面内容作了修改：一是交通违法行为人可以跨省异地处理非现场交通违法行为。二是进一步明确了交通违法信息通知要求。三是增加了电子送达和公告送达程序。四是完善了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五是规定了信息转移制度。六是增加了举报交通违法行为的规定。

此外，为进一步规范对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加大对严重违法行为的治理力度，新《程序规定》还对检验酒驾醉驾违法犯罪嫌疑人体内酒精含量以及重新检验等程序进行了规范，并增加了与保险监管机构建立交通违法行为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联系浮动制度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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