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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解读

【编辑：天贵律师事务所】【更新日期：2024/5/14 9:47:52】【浏览次数：1800 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3年8月15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并回答记者提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临萍、最高人民法院环资庭庭长刘竹梅、最高人民法院环资庭副庭长李明义出席，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王斌主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要步伐。今年6月2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全国生态日的决定》，将8月15日设立为全国生态日，对于更好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具有重要意义。

为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精神，向全社会展示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服务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和工作成绩，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充分准备，决定在8月15日发布《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两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司法解释，进一步健全完善生态环境审判法律适用规则体系，推动生态环境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

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已向各高级人民法院发出通知，指导全国法院深入开展首个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发布了《关于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环境资源案件审理的若干规定》《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组织开展了全国法院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审判优秀业务成果评选；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一批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典型案例；通过一系列“组合拳”，抓实抓好首个全国生态日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已于2023年6月5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90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就该解释制定的背景和意义、基本原则、主要内容作简要介绍说明。

一、制定背景和意义

制定《解释》，是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新部署的重要举措。《解释》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实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要求，努力把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司法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

制定《解释》，是人民法院积极回应人民群众优美生态环境新期盼的有力抓手。《解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实现和保护好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作为生态环境审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对生态环境侵权法律适用问题的系统规定，切实回应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司法需求，依法及时有效维护被侵权人合法权益。

制定《解释》，是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民法典生态环境保护新规定的必然要求。《解释》贯彻落实民法典绿色原则，深刻领会增加生态破坏责任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一般规定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章特殊规定的关系，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侵权实体裁判规则，确保民法典相关制度安排在审判实践中得到正确实施。

二、制定的基本原则

《解释》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在制定的过程中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恪守司法解释功能定位。以准确适用民法典生态环境侵权责任制度为根本价值追求，严格遵循立法原意，在民法典、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制度框架下系统思考和解决生态环境侵权的法律适用问题，确保《解释》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

二是突出生态保护价值导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系统保护司法理念，在平衡权利救济和行为自由基础上，突出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导向，充分发挥侵权责任制度的损失填补、损害预防等功能，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在审判工作中落地生根。

三是遵循生态环境审判规律。准确把握生态环境侵权在归责原则、因果关系、第三人责任等方面的特殊性，深入研究能量污染损害事实成立标准、环境修复和管控义务主体责任、第三方治理机构在合同履行中的侵权责任等审判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数人侵权、公司人格否认、过失相抵、诉讼时效等制度在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中的具体适用规则，及时取代2015年环境侵权司法解释，以更好适应生态环境法治发展和审判实践需要。

三、《解释》的主要内容

《解释》共29条，主要规定生态环境侵权案件范围、归责原则、数人侵权、责任主体、责任承担、诉讼时效等内容。下面，我就《解释》规定的主要问题进行说明：

（一）关于生态环境侵权的案件范围

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章的规定，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本解释所规定的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仅指私益侵权，具体包括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件和生态破坏责任纠纷案件。与一般侵权不同，生态环境侵权在归责原则、因果关系证明等方面具有特殊性，所适用的法律规则亦有不同，因此合理确定生态环境侵权案件范围十分必要。对此，《解释》第1条作出正向规定，明确环境污染包括废水、废气等物质型污染，以及噪声、振动等能量型污染；生态破坏包括非法采矿、乱砍滥伐等不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生态破坏，以及违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物种等造成的生态破坏。《解释》第2条作出反向排除规定，明确未经生态环境介质直接造成人身财产损害、封闭空间内发生损害、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受到损害、日常生活中造成相邻不动产权利人损害等情形，不属于生态环境侵权的案件范围，可依照其他法律规定确定相关民事责任。

（二）关于数人侵权

数人侵权是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中较为常见的侵权形态，侵权人的责任承担是审判实践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解释》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关于数人侵权的一般规定，结合生态环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和案件特点，通过第5条至第9条作出明确规定：其一，根据民法典第1171条规定，两个以上侵权人分别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其二，两个以上侵权人排放无害物质相互作用产生污染物，或者两个以上侵权人排放污染物相互作用产生次生污染物，由于每个侵权人的行为都是损害发生的原因，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其三，两个以上侵权人中每个侵权人的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根据民法典第1172条的规定确定各侵权人的责任比例和份额；其四，部分侵权人的行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部分侵权人的行为只造成部分损害，由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侵权人对全部损害承担责任，并与其他侵权人就共同造成的损害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但被侵权人受偿应以侵权行为造成的全部损害为限。

（三）关于第三方治理中的损害赔偿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排污者按约定支付费用、委托环境服务公司进行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新模式，在环境污染治理方式中的比重不断上升。针对审判实践中涉及的侵权责任承担问题，《解释》第12条至第14条区分三种情形予以规定：其一，排污单位将所属环保设施委托第三方治理机构运营，第三方治理机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因污染治理设施由排污单位提供，第三方治理机构在排污单位管理下运营设施，故应当由排污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排污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过错的第三方治理机构追偿。其二，排污单位将污染物交由第三方治理机构集中处置，第三方治理机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因污染治理设施由第三方治理机构建设运营并实际控制，故应当由第三方治理机构承担侵权责任；排污单位在选任、指示第三方治理机构中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其三，排污单位与第三方治理机构构成共同侵权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四）关于第三人侵权

民法典第1233条对因第三人过错造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情形作出规定。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该条规定，是审判实践中的难点问题。为此，《解释》第18条至第20条从以下方面作出规定：其一，虽然第三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但侵权人应当承担全部侵权责任；侵权人以第三人的过错为由主张减轻或免除责任的，不予支持。其二，侵权人无过错的，在承担全部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侵权人对损害发生也有过错的，在承担全部责任后，可以就超出的责任份额向第三人追偿。其三，被侵权人仅起诉第三人承担责任时，人民法院应当向其释明是否同时起诉侵权人；被侵权人经释明不起诉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通知侵权人参加诉讼。

（五）关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

实践中，排污企业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在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后逃避责任的情形时有发生。为解决这一问题，《解释》第15条规定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生态环境侵权中的具体适用规则。根据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既适用于自愿交易的合同行为，也适用于非自愿交易的侵权行为。相较于合同相对人基于意思自治决定是否与公司发生交易，被侵权人所受损害是完全被动的，在确定生态环境侵权责任时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既符合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也有利于被侵权人合法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六）关于特定利益的保护

关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对自然资源使用利益造成损害的救济问题，《解释》第23条规定，在符合以下特定条件时，请求人主张行为人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一，请求人的活动位于或者接近生态环境受损区域；第二，请求人的活动依赖受损害生态环境；第三，请求人的活动不具有可替代性或者替代成本过高；第四，请求人的活动具有稳定性和公开性。此外，请求人的活动如依照国家规定须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还应当依法取得许可。在具备前述条件情况下，请求人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利益属于侵权责任制度所保护的法益范围，应当依法予以适当保护。

（七）关于过失相抵规则的适用

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了过失相抵的一般规则。《解释》第26条结合生态环境侵权特点，遵循侵权责任法基本理论，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重大过失，侵权人请求减轻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支持，以在保护被侵权人合法权益基础上更好地平衡当事人双方的责任。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人民法院将以纪念全国生态日为契机，更加深入地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更加充分地发挥生态环境审判职能作用，更加有效地开展生态环境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努力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3年6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9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4日

法释〔2023〕5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3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90次会议通过，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侵权人因实施下列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排放废气、废水、废渣、医疗废物、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等污染环境的；

（二）排放噪声、振动、光辐射、电磁辐射等污染环境的；

（三）不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

（四）违反国家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引进、释放、丢弃外来物种的；

（五）其他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

第二条因下列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引发的民事纠纷，不作为生态环境侵权案件处理：

（一）未经由大气、水、土壤等生态环境介质，直接造成损害的；

（二）在室内、车内等封闭空间内造成损害的；

（三）不动产权利人在日常生活中造成相邻不动产权利人损害的；

（四）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受到损害的。

前款规定的情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确定民事责任。

第三条不动产权利人因经营活动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相邻不动产权利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其承担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行为人不论有无过错，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行为人以外的其他责任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五条两个以上侵权人分别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同一损害，每一个侵权人的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被侵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请求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条两个以上侵权人分别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每一个侵权人的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被侵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请求侵权人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侵权人主张其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第七条两个以上侵权人分别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部分侵权人的行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部分侵权人的行为只造成部分损害，被侵权人请求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侵权人对全部损害承担责任，并与其他侵权人就共同造成的损害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被侵权人依照前款规定请求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侵权人与其他侵权人承担责任的，受偿范围应以侵权行为造成的全部损害为限。

第八条两个以上侵权人分别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部分侵权人能够证明其他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已先行造成全部或者部分损害，并请求在相应范围内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九条两个以上侵权人分别排放的物质相互作用产生污染物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条为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提供场地或者储存、运输等帮助，被侵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请求行为人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一条过失为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提供场地或者储存、运输等便利条件，被侵权人请求行为人承担与过错相适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行为人存在重大过失的，依照本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排污单位将所属的环保设施委托第三方治理机构运营，第三方治理机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排污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排污单位依照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有过错的第三方治理机构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排污单位将污染物交由第三方治理机构集中处置，第三方治理机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第三方治理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排污单位在选任、指示第三方治理机构中有过错，被侵权人请求排污单位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排污单位与第三方治理机构应当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

（一）第三方治理机构按照排污单位的指示，违反污染防治相关规定排放污染物的；

（二）排污单位将明显存在缺陷的环保设施交由第三方治理机构运营，第三方治理机构利用该设施违反污染防治相关规定排放污染物的；

（三）排污单位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将污染物交由第三方治理机构处置，第三方治理机构违反污染防治相关规定排放污染物的。

（四）其他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

第十五条公司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被侵权人请求股东承担责任，符合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六条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承担相应补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七条依照法律规定应当履行生态环境风险管控和修复义务的民事主体，未履行法定义务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八条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或者第三人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侵权人以损害是由第三人过错造成的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九条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第三人承担责任，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侵权人、第三人就全部损害承担责任。侵权人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侵权人就全部损害承担责任，第三人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侵权人承担责任后有权就第三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向其追偿。

第二十条被侵权人起诉第三人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向被侵权人释明是否同时起诉侵权人。被侵权人不起诉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的规定通知侵权人参加诉讼。

被侵权人仅请求第三人承担责任，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第三人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环境监测机构以及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防治污染设施维护、运营的机构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被侵权人请求其与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其他责任人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故意出具失实评价文件的；

（二）隐瞒委托人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事实的；

（三）故意不运行或者不正常运行环境监测设备或者防治污染设施的；

（四）其他根据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

第二十二条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赔偿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以及为防止损害发生和扩大而采取必要措施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被侵权人同时请求侵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的规定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影响他人取水、捕捞、狩猎、采集等日常生活并造成经济损失，同时符合下列情形，请求人主张行为人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请求人的活动位于或者接近生态环境受损区域；

（二）请求人的活动依赖受损害生态环境；

（三）请求人的活动不具有可替代性或者替代成本过高；

（四）请求人的活动具有稳定性和公开性。

根据国家规定须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活动，请求人在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时未取得许可的，人民法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两个以上侵权人就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侵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向其他侵权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侵权人就惩罚性赔偿责任向其他侵权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五条两个以上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为有无许可，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排放量、危害性，破坏生态的方式、范围、程度，以及行为对损害后果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确定各侵权人的责任份额。

两个以上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承担连带责任，实际承担责任的侵权人向其他侵权人追偿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重大过失，侵权人请求减轻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支持。

第二十七条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以被侵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侵权人、其他责任人之日起计算。

被侵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侵权人、其他责任人之日，侵权行为仍持续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行为结束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八条被侵权人以向负有环境资源监管职能的行政机关请求处理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的损害为由，主张诉讼时效中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本解释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

本解释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2号）同时废止。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法印发加强和规范案件提级管辖和再审提审工作指导意见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案件提级管辖和再审提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优化提级管辖、再审提审工作机制，完善审级监督体系，强化审判条线指导，做深做实新时代能动司法。

《指导意见》按照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检视整改工作要求，针对“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中案件提级管辖、再审提审工作机制不够健全完善问题”，细化明确了提级管辖、再审提审的具体情形、判断标准、操作程序、保障机制，重点解决哪些案件“向上走”以及如何“向上走”的问题，推动较高层级法院通过提级审理典型案件，充分发挥统一法律适用、促进诉源治理、防止外部干预的功能作用。

《指导意见》明确，对于符合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在辖区内属于新类型，且案情疑难复杂；具有诉源治理效应；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推动同类纠纷统一、高效、妥善化解；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六类情形之一的第一审案件，下级人民法院应当报请提级管辖，上级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提级管辖。

《指导意见》强调，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认为符合再审条件的，一般应当提审。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行政再审申请，除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应当提审的情形外，符合具有全国性重大影响；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由最高审判机关提审更有利于案件公正审理等六类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审。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案件符合上述情形之一，确须纠正的，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提审。

《指导意见》结合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实践，进一步完善了提级管辖、再审提审的程序，配发了相关法律文书样式。《指导意见》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加大监督管理和条线指导力度，配套完善激励考核和成果转化机制，把提级管辖、再审提审案件的规则示范意义、对下指导效果、诉源治理成效、社会各界反映等作为重要评价内容，确保改革举措在各级人民法院落地见效。

（来源：中国长安网）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已于2023年4月17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85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制定背景和意义

制定《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规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实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要求，保障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不断夯实守护绿水青山和增进民生福祉的法治防线。

制定《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绿色原则和生态环境侵权责任制度的重要举措。作为民法典绿色条款的重要组成部分，侵权责任编专章规定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对生态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举证责任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规定》严格遵循立法原意，立足审判实际，深入研究、系统解决生态环境侵权民事纠纷案件中的证据规则问题，确保民法典绿色原则和生态环境侵权责任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得到正确实施。

制定《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丰富完善生态环境裁判规则体系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自2014年6月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以来，先后制定发布20余部司法解释，基本涵盖生态环境案件审理的实体和程序问题，但对作为实体与程序问题“结合部”“连接点”的证据问题，并无系统性、专门性规定。证据问题直接关系到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和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的公正性，而生态环境侵权案件在证据方面又存在一些突出特点，诸如适用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事实认定的“专业壁垒”问题突出，“证据偏在”问题突出，等等，确需构建相应的规则体系。

制定《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回应和满足审判实践需要的重要举措。在历次环境资源审判疑难问题调研中，证据问题都是一线法官反映、讨论的焦点，诸如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之异同，过度依赖鉴定问题如何破解，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如何处理，等等。人民法院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把握，直接关系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需要深入研究并妥善解决。

二、制定的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合法性原则。贯彻落实民法典、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解决法律关于证据制度的规定在生态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具体适用问题，是制定《规定》的核心目标。在起草过程中，始终坚持合法性原则，坚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思考问题、拟定条文，严格就如何具体适用法律问题作出解释。

二是满足司法实践需要。立足审判实践，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效果意识，系统梳理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中证据方面的突出问题，深入研究其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设计条文内容，确保《规定》能够满足生态环境审判实践需要，切实解决证据方面的难点、堵点问题。

三是重点完善技术性、操作性规则。严守司法解释功能定位，准确把握《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适用关系，不追求体系的完整性，对于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的内容，不作重复规定。所拟条文紧扣法律规定的适用问题，推动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在当事人举证、证据调查收集、认定、采信等方面的规范化。

三、《规定》的主要内容

《规定》共34条，除引言外，主要包括适用范围、举证责任、证据的调查收集和保全、证据共通原则、专家证据、书证提出命令、损失费用的酌定等内容，择要解析如下：

（一）关于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是“民事诉讼的脊梁”，在民事证据规则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规定》采用法律要件分类说中的规范说，严格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确定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关于原告的举证责任。根据《规定》第2条至第5条，原告的举证责任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根据生态环境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件、生态破坏责任纠纷案件的原告应当就被告实施了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的行为，以及原告人身、财产受到损害或者有遭受损害的危险承担举证责任；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应当就被告实施了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的行为且该行为违反国家规定，以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或者有遭受损害的重大风险承担举证责任。其中，“违反国家规定”是否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以及是否由原告举证证明，是生态环境私益侵权诉讼与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重要区别。二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原告应当就其主张的人身、财产损害赔偿费用，或者民法典第1235条规定的损失、费用，承担举证责任。三是为防止滥诉，提高因果关系认定的准确性，原告起诉请求被告承担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责任的，应当提供被告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证据。

关于被告的举证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230条的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两种情形承担举证责任：一是其行为与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二是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基于此，《规定》第6条明确，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的被告应当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主张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承担举证责任。因果关系是确定生态环境侵权是否成立的最关键要件，《规定》将因果关系不存在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旨在平衡原被告的举证能力，有利于被侵权人及时有效地获得司法救济。

（二）关于证明标准

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分别提起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调研中发现，审判实践中存在生效刑事裁判、行政裁判未予认定的事实，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裁判亦不予认定的情况，忽视了三大诉讼证明标准之不同。比如，对于因证据不足、案件事实不清，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而作出的无罪判决，如果相关事实能够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民事裁判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基于此，《规定》第8条规定，对于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行政裁判因未达到证明标准未予认定的事实，在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提起的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事实和证据，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三）关于证据共通原则

证据共通原则是证据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基本涵义是指某项证据在提交法院后，虽然可以被提交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撤回，但不影响对方当事人援引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证据共通原则虽然未被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所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被普遍遵循。《规定》第15条立足基本法理，对该原则在生态环境侵权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作出较为全面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后申请撤回该证据，或者声明不以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不影响其他当事人援引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以及人民法院对该证据进行审查认定。当事人放弃使用人民法院依其申请调查收集或者保全的证据的，按照前款规定处理。

（四）关于专家证据

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构建了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并存的“双层”专家证据制度。专家证据制度对于破解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事实认定的“专业壁垒”问题具有重要作用。《规定》以第16条至第23条共8个条文的体量，对专家证据制度在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作出较为全面的规定。关于鉴定意见，《规定》重点围绕生态环境侵权案件委托鉴定比例高、个别案件存在“以鉴代审”、一些复杂鉴定事项难以由某一鉴定人全部完成、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机构出具专业意见等情况，分别明确了不予委托鉴定的情形、鉴定之外认定专门性事实的方法、鉴定人邀请其他机构、人员完成部分鉴定事项的“有限许可、严格限制”规则，以及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机构出具专业意见的审查认定规则。关于专家辅助人制度，《规定》在充分总结司法经验基础上，明确当事人可以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鉴定意见或者污染物认定、损害结果、因果关系、生态环境修复方案、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等专业问题提出意见。

（五）关于损失、费用等的酌定

由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的专业性、复杂性，司法实践中存在“定性不易、定量更难”问题，即使根据在案证据能够认定侵权事实成立，损害赔偿数额或者损失、费用数额仍然难以确定。对于这种情况，人民法院既不能因事实不清拒绝裁判，也不能仅以原告未完成相关举证责任为由不支持其关于赔偿数额或者损失、费用的主张，而应结合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和其他证据，对相关数额进行酌定。为保证酌定的规范和公平，《规定》第30条、第31条在充分总结审判经验基础上，对酌定时的考量因素进行了列举式规定：对于环境污染责任纠纷、生态破坏责任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结合侵权行为对原告造成损害的程度、被告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等，合理确定人身、财产损害赔偿数额；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等已查明的案件事实，结合生态环境及其要素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等，合理确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等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已于2023年4月1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8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4日

（来源：中国长安网）

“两高”联合发布环境污染犯罪司法解释

在首个全国生态日即将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7号，以下简称《解释》）。《解释》于2023年3月2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82次会议、2023年7月27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3年8月15日（首个全国生态日）起施行。

《解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根据刑法修改情况，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司法环节发力，依法惩治环境污染犯罪，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解释》主要明确了如下问题：

一是调整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由原有的两档法定刑调整为三档，并修改完善了升档量刑的标准。根据修改后的刑法规定，《解释》重新设定了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细化新增的第三档刑适用情形，明确对具有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等依法确定的重点保护区域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栖息地、生长环境严重破坏等情形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形成对环境污染违法犯罪的强大震慑。

二是明确环境数据造假行为的处理规则。《解释》贯彻刑法修正案（十一）立法精神，对承担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温室气体排放检验检测、排放报告编制或者核查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实施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明确。同时，针对实践突出问题，《解释》进一步完善了对破坏环境质量监测系统行为适用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处理规则，依法惩治环境领域数据造假行为，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

三是明确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宽严相济规则。一方面，《解释》衔接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将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单位未取得排污许可非法排污的行为，明确为从重处罚情形，做到当严则严。另一方面，明确可以根据认罪认罚、修复生态环境、有效合规整改等因素，在必要时作从宽处理，体现恢复性司法理念，做到当宽则宽，确保案件处理取得良好效果。

这是1997年刑法施行以来最高司法机关就环境污染犯罪第四次出台专门司法解释，充分体现了“两高”依法严惩环境污染犯罪，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立场。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深入贯彻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严格贯彻执行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3年3月2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82次会议、2023年7月27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8月15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3年8月8日

（来源：中国长安网）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明确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定罪量刑标准

8月15日是首个全国生态日。为进一步强化森林资源司法保护，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解释》自明天起施行，主要包括如下十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明确了非法占用林地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非法占用林地，改变被占用林地用途，造成林地大量毁坏的，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针对司法实践情况，《解释》第一条规定，非法占用并毁坏公益林地五亩以上、商品林地十亩以上的，即构成犯罪；针对屡教不改的情形，即二年内曾因非法占用农用地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占用的，规定入罪标准减半计算。

二是明确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犯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解释》第二条区分保护级别，按照立木蓄积、株数和价值，对危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定罪量刑标准分别作出规定。根据《解释》规定，危害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一株以上或者立木蓄积一立方米以上，或者危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二株以上或者立木蓄积二立方米以上的，即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数量达到上述标准五倍以上的，升档量刑。

三是明确了盗伐林木罪的行为方式和定罪量刑标准。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盗伐林木罪有三档法定刑，最高可以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针对司法实践反映的问题，《解释》第三条明确盗伐林木的认定，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此基础上，第四条根据立木蓄积、株数和价值，对盗伐林木罪的三档量刑标准“数量较大”“数量巨大”“数量特别巨大”的认定作了规定。

四是明确了滥伐林木罪的行为方式和定罪量刑标准。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滥伐林木，数量较大的，构成滥伐林木罪；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解释》第五条列举了滥伐林木的认定情形；在此基础上，《解释》第六条根据立木蓄积、株数和价值，对滥伐林木“数量较大”“数量巨大”的认定标准作了规定。

五是明确了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的主观明知和定罪量刑标准。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以“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为前提要件。为便于司法实践操作，《解释》第七条采取“概括+列举”的方式，对该要件的认定规则作了明确：一方面，要求从涉案林木的销售价格、来源以及行为人的职业要求、经历经验等方面，作出综合判断；另一方面，列举了五项推定“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的具体情形，如收购价格明显过低、交易方式明显不符合正常习惯等。在此基础上，《解释》根据林木的立木蓄积、株数和价值，对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作了规定。

六是明确了涉林业证件、文件犯罪的处理规则。《解释》第十条明确，伪造、变造、买卖采伐许可证，森林、林地、林木权属证书以及占用或者征用林地审核同意书等国家机关批准的林业证件、文件构成犯罪的，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定罪处罚；买卖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等经营许可证明，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择一重罪处断。

七是明确了涉林木盗窃行为的处理规则。《解释》第十一条明确，盗窃国家、集体、他人所有并已经伐倒的树木，以及偷砍他人在自留地或者房前屋后种植的零星树木的，按盗窃罪定罪处罚。

八是明确了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其他法律适用规则。办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除了上述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法律适用外，还涉及诸如数量、数额累计，单位犯罪的处理，林木及其制品价值、种属类别认定等共性问题。为统一司法适用，《解释》对上述问题亦作了相应规定，明确法律适用规则。

九是明确了办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宽严相济的政策要求。《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根据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危害后果、行为对象、主观恶性，设置了从重处罚情形；第二款则综合行为人认罪认罚、修复生态环境以及涉案植物的种类、数量、价值等因素，规定了从宽处理规则，以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要求，依法妥当处理相关案件，确保良好效果。

十是明确了行政与刑事双向衔接规则。为进一步完善行刑双向衔接的治理体系，避免“不刑不罚”，《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对于实施破坏森林资源行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总台央视记者张赛曹文钰）

（来源：中国长安网）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诉前调解中委托鉴定工作规程（试行）》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促使更多矛盾纠纷实质性解决在诉前，做深做实诉源治理，切实减轻当事人诉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诉前调解中委托鉴定工作规程（试行）》（以下简称《规程》），共20条，对进一步落实《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规范诉前调解中委托鉴定工作作出规定。

《规程》提出，在诉前调解过程中，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产品责任纠纷、买卖合同纠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以及其他适宜进行诉前鉴定的纠纷，依托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系统提供诉前委托鉴定服务。

《规程》强调，诉前鉴定应当遵循当事人自愿原则。当事人可以共同申请诉前鉴定。一方当事人申请诉前鉴定的，应当征得其他当事人同意。

《规程》规定，人民法院委派的调解组织承担对当事人申请诉前鉴定的释明引导，对鉴定材料的审核确认，向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系统推送诉前鉴定申请以及向当事人送交鉴定书等辅助性工作，但是否启动诉前鉴定程序，需要报请人民法院同意。人民法院负有指派法官或者司法辅助人员对接受委派的调解组织开展诉前鉴定工作进行指导的义务。

《规程》明确了诉前调解中委托鉴定的具体流程，对诉前鉴定的适用条件、申请审查、委托办理、鉴定机构选定、鉴定费用预交、鉴定书的上传与送达、鉴定异议的提出与处理、诉前鉴定后诉前调解与诉讼程序的衔接以及重复鉴定的规制等作出规定。

《规程》自2023年8月1日起施行。

（来源：中国长安网）

以案释法

遏制生态环境犯罪焕发草原绿色生机内蒙古自治区法院全环节惩治生态环境犯罪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保护环境资源是新时代人民法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有力举措。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法院高度重视环境资源审判，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审理了一批老百姓身边的典型案件。自治区各级法院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积极探索多元化生态修复方式，有力地培育和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新理念；注重加强环境资源案件的类型化研究，进一步完善环境资源案件裁判规则，建立环境资源审判咨询专家库，多措并举提升环境资源案件审理质量，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捡拾大量野生鸟蛋破坏鸟类生存环境

2019年5月至6月间，被告人李某某在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湖捡拾野生鸟蛋共计1910枚。其中62枚鸟蛋被李某某腌制，1848枚鸟蛋通过海拉尔中铁快运公司出售时被公安机关查获扣押。经东北林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批鸟蛋绝大部分为骨顶鸡卵、鸿雁卵、苍鹭卵、草鹭卵、绿头鸭卵、红头潜鸭卵，均系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鸟卵。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繁育救护中心孵化成活96只野生鸟，放归自然。李某某非法捡拾野生鸟蛋的行为共造成19万余元的生态损失。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认定李某某犯非法狩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随后，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向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李某某以劳务代偿方式承担生态损害赔偿，并公开赔礼道歉。

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一、李某某自2021年至2022年两年期间，在海拉尔西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基地完成30天义务浇水工作；二、李某某同意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将其签署和录制的赔礼道歉声明在媒体上公开发布。该调解协议在《呼伦贝尔日报》进行为期30日的公告，期满后未收到任何意见或建议，法院依法作出民事调解书。

【典型意义】

在食物充沛、光照充足的春夏季节，野生鸟类在栖息地驻足觅食，繁衍后代。它们是大自然的产物，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长期的乱捕滥猎行为已经造成众多野生鸟类数量急剧减少甚至濒临灭绝，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系统日益脆弱，不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该案的处理结果让公众充分认识到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决心与力度。非法捡拾鸟蛋，无论是自己食用还是交易获利，都影响了鸟类栖息地的生存环境，威胁到生态系统多样性发展，违法者不仅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还要对生态经济损失加以赔偿，社会公众都应引以为戒。

盗掘古生物化石破坏当地生态环境

2021年7月，被告人韩某甲与王某某二人为赚钱，商量在四子王旗库伦图乡六道沟村南汗海子盗挖古脊椎动物化石并销售。2021年9月，被告人韩某乙加入后三人一起进行盗挖。截至案发日，被告人韩某甲、王某某共盗挖约30次，被告人韩某乙共盗挖约10次。三人将盗挖的古脊椎动物化石销售给被告人于某某、黑某某。被告人于某某收购古脊椎动物化石后转卖给被告人薄某某、李某某，或多次居间介绍被告人薄某某、李某某从被告人韩某甲、王某某、韩某乙处收购化石。

经查，被告人于某某向韩某甲支付27110元，向被告人王某某支付30720元，即被告人于某某多次共收购57830元化石。其中10580元化石因品相不好、含泥土较多等原因，被告人于某某未出售，存放在自己车库内。被告人薄某某、李某某多次共购买47250元化石，被告人薄某某、李某某又于2022年3月将上述化石转卖给被告人马某。被告人黑某某从被告人韩某甲、王某某处多次收购化石，共向韩某甲支付106426元，向王某某支付15570元，即被告人黑某某共收购121996元化石。被告人丁某某从被告人黑某某处收购6万余元化石。

经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相关专家对公安机关扣押的涉案化石进行鉴定，涉案化石分级为一般保护化石，具有科研和保护价值。

被告人韩某甲、王某某、韩某乙、黑某某、于某某、薄某某、李某某、丁某某、马某对指控犯罪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

被告人韩某甲等三人盗掘国家保护的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其行为构成盗掘古脊椎动物化石罪。被告人黑某某、于某某等六人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法院依法对上述九被告人判处一年至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一年至四年，并处罚金3000元至30000元不等；同时，继续追缴被告人违法犯罪所得，没收作案工具。九被告人在一审宣判后均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该案现已生效。

【典型意义】

古脊椎动物化石俗称“龙骨”，为古代大型哺乳类动物象类、三趾马类、牛类等骨骼的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系古生物化石的一种，是人类研究地质演变各个时期古生物的珍贵地质遗址，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近年来，由于少数人法律意识淡薄，在利益的驱使下，大肆对古脊椎动物化石进行偷挖滥采，不但破坏了动物化石的保存环境，影响文化传承，同时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因盗掘行为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水土流失也都是不可逆的，应受到法律严惩。通过本案的办理，旨在惩戒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行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同时，提醒广大群众，古脊椎动物化石具有科学研究价值，受法律保护。盗掘古脊椎动物化石的行为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法院对环境资源类案件的办理，对引导民众树立生态保护意识，维护生态资源环境系统平衡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人民法院通过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为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提供了法律保障。

采伐乌拉山侧柏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2020年秋天，被告人孟某在乌拉特前旗白彦花镇点不斯格嘎查乌拉山红地沟南侧的乌红铁格力气沟两侧山坡上，非法采伐侧柏19截，其中采伐整树4株，从12株柏树上采伐分杈15截。几天后，被告人孟某将上述侧柏以2800元的价格分两次出售给被告人刘某。2021年1月29日，被告人刘某将上述侧柏以2000元的价格出售给被告人李某。

2021年夏天，被告人孟某在乌拉特前旗白彦花镇点不斯格嘎查乌拉山红地沟南侧的乌红铁格力气沟东侧的无名沟两侧山坡上，非法采伐侧柏14截，其中采伐整树7株，从6株柏树上采伐分杈7截，用上述侧柏与被告人刘某置换一辆价值2200元的轿车，后被告人孟某将该车以2200元的价格出售。被告人刘某将购买的上述侧柏加工成柏木粉制作成枕头芯，部分出售，部分送予他人。

2021年1月29日，被告人浩某驾驶自己的汽车将8截乌拉山柏树拉运到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以1800元的价格出售给被告人李某。2021年5月，被告人李某以500元的价格雇佣被告人全某某将李某收购的侧柏加工成方木，准备晾干后给其父亲制作柏木棺材。

2021年9月13日，被告人浩某驾驶自己的汽车将6截乌拉山柏树拉运到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以1600元的价格出售给被告人李某。被告人李某驾驶自己的汽车拉运6截乌拉山柏树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

案发后，经巴彦淖尔市绿银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鉴定，公安机关依法扣押的88截柏木的树种均为侧柏，是内蒙古乌拉山地区天然生珍稀林木，在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药用等方面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经宁夏绿森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告人浩某2021年9月13日出售给被告人李某的柏木的树龄分别为：108年、58年、81年、82年、175年、355年，经巴彦淖尔市绿银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鉴定，上述柏树价值8930元。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内林科函〔2016〕230号）《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关于对珍稀林木柏树是否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答复》：“乌拉山地区的柏树共有1科3属4种，分别为侧柏属的侧柏、圆柏属的圆柏和叉子圆柏、刺柏属的杜松，都具有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药用等科学研究价值。”

被告人孟某违反国家林业管理制度，以营利为目的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情节严重；被告人浩某、刘某、李某、全某某非法出售或非法收购、加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五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法院以被告人孟某犯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浩某犯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刘某犯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李某犯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全某某犯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管制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该案目前已生效。

【典型意义】

野生植物是重要的自然资源，也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发展对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平衡，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保护野生植物，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可以促进和改善社会的发展，也在提供食物、药用和工农业生产方面有重大的作用。近几十年以来，我国在植物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对于如此丰富的植物多样性来说，仍然是远远不够的。目前，一部分群众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意识淡薄，对相关法律法规知晓率不高、保护意识不强，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案件时有发生，使得多年来自然长成的珍稀植物物种毁于一旦，行为人更是构成刑事犯罪。

在该类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院坚持“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不断创新环境法治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并在六五环境日等特殊时间点集中开展环境法治宣传，向社会各界充分展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成效。为让普法更生动更鲜活，内蒙古法院还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宣传环境资源审判新动态，使群众接受度和社会效果显著提升。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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